当前主流的西方经济学把各种人的收入用边际产出的语言来解释，见不到斗争的语言，似乎一切都是数学规律的自然结果。但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人对自己的饭碗总是有路径依赖的，也总是试图捍卫、强化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说，收入性质不同的人会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行为影响未来的收入分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西方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它们都把总收入划分为三种相互斗争的收入：地租、利润和工资。地租为土地所有者的所得，利润为资本的所得，工资为劳动的所得。一般来说，地租完全是食利收入，利润既有食利的一面也有风险创新的一面，而工资则基本是生产性和创新性的。三种收入所有者总是倾向于在政治经济上固化和强化自身的利益，从而对国家工业化积累和再生产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分配与国家的目标、政策取向及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是各种斗争、甚至战争的产物，并且强烈地影响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地租和工业利润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工业化积累的主要矛盾。而工业化、城镇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过高的城市地租会压制创新创业，阻碍产业进步和经济发展。城市地租的利益大小、归属和逐利机制都必须在制度上理顺，以服务于工业化和各阶层人民的工作生活。
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如何把利润转化为工业化积累并推动产业进步是核心问题，贸易保护或开放都只是手段。一般而言，工业化越发达的国家越鼓吹自由贸易和市场。工业化强国总是试图通过政治、军事、资本等手段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使国际产业链固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受过各层次教育的工业化人才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 支撑。广大人民能够在国家的科教体系中受教育，并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产业进步获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成就感，是工业化的 动力。
本文从这些思路出发，具体阐释地租、利润和工资在国家工业化中斗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经验，并由此得出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
上篇：地租的历史和逻辑
农业地租马克思把地租分为 地租和级差地租。在传统农业中，级差地租是由土地的肥沃程度和距离城镇的位置不同造成的， 地租是可出租耕种的最差级别的土地需要交的地租。两种地租都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收益，而地租收益的大小则取决于农产品价格的高低。
显然，市场上农产品价格越高，地租收益越大。对于地主们而言，能够维持高价格当然是最有利的。但人总是要吃饭的，农产品高价格直接抬高工业劳动力成本，进而抬高工业产品的成本，降低利润。在工业化初期，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工业资本的积累。
英国在年通过了《权利法案》，在法律形式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议会政治。经过一百多年的初级工业化发展，英国人口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国土狭小的英国从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85年时，地主贵族利用其在上院、下院和内阁占有的优势，不顾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谷物法》。《谷物法》为维持粮食的高价格对粮食的进口进行限制，实际上是维持了土地所有者的高地租收益，大大影响了工业资本的积累。高粮价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由于资产阶级不愿独自承担损失，工人的生活水平也下降了。经过30年不断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和斗争（甚至包括鼓动工人起义），《谷物法》终于在年被废除，英国农业地主贵族 一次回光返照落幕了。
反《谷物法》骚乱
英国主要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了地租和利润的争斗，无疑是幸运的。美国则是靠战争来解决的，即86年开始的南北战争。
美国自年建国以来，由于南北经济结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越来越大。南方经济以农业为主，由于美国相对地广人稀（这点恰和英国相反），农产品要出口才能有更好的价格，出口对象主要是英国，所以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经济以工业化为导向，但其时北方工业资本还比较弱小，价高质低的工业品承受不了英国工业品的冲击，所以北方主张限制南方农产品出口以降低工业化成本，以及限制工业品进口以保护幼稚的工业资本。
南北的诉求完全南辕北辙，经济矛盾引起剧烈的政治矛盾，和平解决不了只好战争解决。南北战争后，北方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南方则一蹶不振，日益贫穷。美国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后走上了工业化道路。
南北战争，Chickamauga之役，伤亡数仅次于葛底斯堡战役
有趣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明确地反对美国发展工业（商务印书馆年6月 版，第二篇第五章）：“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海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苦口婆心劝说竞争对手自废武功，多么普世的经济学呀！
看亚当·斯密腹黑的小眼神
那么，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没有可能采取妥协的方式解决呢？比如多数地主都用地租收益投资工商业，从而和资产阶级结为一体？有的，虽然不是一帆风顺。
普鲁士的土地贵族阶级叫做容克，在经济上掌握大部分土地，是统一的德意志政权的核心力量。在十九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容克地主逐渐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他们一方面农商并举，大量加入工业和银行业，同时又改变农业经营形式，由收租的地主变成农业企业家。同时，资产阶级力图挤入贵族行列。最终，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日益融合。
可要实现这样的合流，需要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对国家工业化的前途有明确的意识和认同感。这一认同感在普鲁士是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工业能力和战争能力是正相关的。列宁称这一形态为“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87年德意志的统一和通过《德意志帝国宪法》是其成功及继续前行的标志。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的邻居——好学生日本。日本在这方面的政策明显借鉴了德国的经验。
城市地租在工业化的初期，农业占总体经济的分量较重，所以农业地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工商业主要活动在城市。如果一个国家能完成初级工业化，农业经济的比重就比较小了，农业地租也不再重要，而城市地租成为主要问题。
完成初级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第二、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在50%以上，并继续地向上走。城市地租包括住宅地租、商业地租和企业经营用地地租。经营用地地租和商业地租是作为管理费用直接计入企业成本的，而住宅地租是从企业支付给员工的薪水中支付，实质也是企业的成本。显然，城市地租对当地企业的影响类似于农业地租。
城市地租也可像农业地租一样，分为级差地租和 地租。不同的是，农业地租、特别是传统农业级差地租带有明显的自然性，而城市地租则完全是社会性的。城市本就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城市地租的大小只取决于它的位置。如果所处位置好就学、好就医、环境佳等，那地租就高。一般来说，一个能走到工业化中后期的国家，其政府的行政能力多少总是有一些的，而城市地租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所以，城市地租往往有非常强的寻租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城市地租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
香港曾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展过一段时间像制衣、钟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香港后来的经济繁荣则来源于其独特的地缘地位。香港经济腾飞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由于大陆对西方的贸易打开，香港很自然地成为大陆的贸易通道和中国对外的窗口。之后香港的制造业逐渐转移到大陆，香港经济成了贸易、金融和房地产的经济（这些年还得加上旅游）。
在确定香港97回归后，从80年代开始港英政府施行了一套贻害深远的房地产政策。港英政府先划出了一些区域确定为永不开发区域，然后由政府每年出售有限的土地来兴建住宅和商业地产，同时伴随香港人多地少、房价必涨的舆论炒作，加上房地产商主动配合从中牟利。结果，香港房价不断上涨，造就了一批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食地租阶层和利益集团。比如，英资的香港置地在中环有0栋A-class的商业楼宇，年租金过千亿。这是一个现代城市版的封建地主经济。中央对香港的让利和支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进入地租食利者们的腰包。
在这样的制度和环境下，所有人的一生基本就为了那小三分地而奋斗，但有了钱投资置业又是 的选择。由于买房的人大多花光了现在的和未来的积蓄，房价还不能跌，一跌所有中产便会哭爹叫娘，进一步形成了政治绑架。
高地租基本遏制了年轻人的创业可能和冲动，也遏制其他产业的发展。香港政府也不是没想过搞高新技术产业，为此还投资建设了几所颇有科研水平的大学。但是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博士在当地是找不到对口工作的，要留下来只好转行做金融和贸易了。还搞过叫“数码港”的高新开发区，可 还是变成了房地产项目。这令人不得不感概房地产制度遗祸之深。
香港没有高科技产业，但和香港人口面积相近的新加坡却有电子石化造船等高新产业。与香港相反，新加坡施行了一种普惠式住宅房产政策——组屋制度。这一制度保证了80%以上的新加坡居民（90%以上的国民）能（且只能）拥有一套较宽敞舒适的住房，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低地租环境。
新加坡组屋
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都比较极端。其他有治理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使用一种每年征收和房价挂钩的税金的方法来抑制房价过高，美国就是其中的典型。美国的房产税由地方政府征收，税率大概为房价的%-3%。法律对房产税的使用有明确规定，必须要用于所在区域的教育及公共服务支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地租正反馈机制，你花高价格购买这个区域内的房产，再每年付一笔较高的费用来维护这个区域内的高地租。
所以，美国的典型性在于这笔税金和房价挂钩能抑制房价过高，而特殊性在于这笔钱实际上是你每年花钱购买所在区域的公共服务。这倒是符合资本主义原则，有钱人花钱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环境、更多的警察。但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教育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美国这种房产税做法还有另一个问题，一旦家庭出现重大意外，就算是没有房贷也意味着要搬家，对于不幸的人可真是雪上加霜。
中国故事新中国建立时，我国是一个农业经济国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工业化。可以想到，必定面临农业地租和工业积累冲突。土地改革全面实施后，地租仍然存在，只是归了小农所有。虽然粮食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增长缓慢。如果农产品市场全面放开，必然价格高企，地租高涨。
中国采取了农村经济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来应对这一问题。首先，农村经济合作化有利于避免农村贫富差距扩大，形成新的地主阶级，重蹈历史覆辙。其次，合作化有利于组织劳动兴修水利，有利于积累资金购买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力。 ，合作化有利于实现统购统销政策，为城市工人提供低粮价，降低工业化成本。
合作化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基本实现了这三大目标。当然，在大跃进中合作组织向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过渡太急功近利，犯了大错。后来，为了减少对农村和农业的压力，我国从96年起一直从国外进口粮食，这样就相应地减少了工业设备等的进口。并且，为了让大家在吃上能够同甘共苦，在城镇长期实施了粮票制度，这是一种粮食短缺下保证公平的无奈之举。
我国粮食状况的好转出现在70年代末，最主要的原因有三。
一，至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良种相继育成，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到80年中期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增加约20%-30%。
二，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而年中美关系解冻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工业设备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并利用这些技术对原有化肥厂进行改造和扩建，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当时化肥导致的增产幅度一般达20%-40%。
三，合作化以来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极大地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并且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一年一熟实现了两年三熟、一年两熟，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率。
承包制对增加副食品有一定作用，但对粮食增产并不起主要作用。年出现卖粮难，之后劳动力大量流出。到现在是老人农业了，可粮食产量还在增长，中国的农业成了靠种子、化肥、农药堆出来的现代化小农农业。不管怎样，粮食大幅增产，让中国的工业化松了一口气。
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采取国有土地划拨的方式来使用的，不少人住在自己单位的院子里，交很少的租金住单位的房子。实际上，由于单位负担着院子里大多基础设施、住房、甚至幼儿园和学校的建设，单位效益好就会建得好些，所以从市场的观点看，不同的单位院子是有不同的地租的。
在改革开放后，土地和房产的使用逐步市场化。到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市场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引进外资建出口加工区和各种工业园的浪潮。一般的运行模式为，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把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城镇国有土地，再投资并利用银行贷款搞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开发区，以吸引外来投资。同时也留下一些土地，供失地农民建住宅和商业门面。在兴建开发区的过程中，各地都竞相使用低租金来吸引投资建厂，有的园区的租金甚至为零。开发区的建设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引起商业地租的上涨和政府税收的增长。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较好模式，当然还没有充分解决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因为来打工的农民工大多没有变成市民安居下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住宅房产价格终于蠢蠢欲动起来。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这股炒房风潮从温州、杭州吹到北京、上海。炒房的实际操作取材于香港经验，房价连连翻番，令人叹为观止，产生了一批暴富阶层，伴随着巨量的寻租腐败。有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排行榜中站在前面的全是与房地产相关的人物。
除了北京、上海这种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无可替代的超一线城市，大多数城市如果房价超过当地产业发展水平，是无法维持的，长远来看，反而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年，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一个报告，称中国居民的自住房拥有率近90%。其实这报告说得也没错，有城市户籍的人大多数房改时都有自己的房子，来城市的农民工在农村也有自己的房子，只剩下刚毕业的、父母没帮着买房的城市青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可是这么统计符合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方向吗？现在各地的房价对中等收入人群尚有压力，较低收入人群如何实现安居？我们认为，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提供了极好的经验。
重庆公租房的资金来源/3靠政府投入，2/3为银行、保险、基金等渠道的融资。通过公租房和与之配套的商业店面的租金来逐年偿还融资的本金和利息，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公租房系统完全能实现保值增值。另外，承租人可在租满3-5年后以成本价购买有限产权，但在退出环节只能以购房价加同期银行利息由公租房管理局回购，避免了权力寻租。从-年，3年间重庆建了万平米的公租房，户型主要有35-38平方米的单间配套、46-47平方米的两室配套和65-72平方米的两室一厅。
目前，重庆公租房有超过4成为进城落户的农民工居住，其他主要为大中专新毕业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及本市住房困难户。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总结重庆公租房经验时表示：“大量建公租房，不但能够保证弱势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而且大量的公租房也会改善重庆投资环境，对当地经济产生推动作用。通过公租房降低生活成本，吸引人才和企业的进入，带活重庆经济发展，这远比高房价下的土地财政更有意义。”
皮克迪所绘制的这张图表，展现了-年法国的资本状况，也是地租的“历史和逻辑”的体现。最初农地（黑色）是国内资本的大头，随后住房（浅灰）和其他国内资本（深灰，其中包括了商业建筑物及所在土地）占据压倒性优势。
地租展望中国的城市地租问题既是财政收入问题，也关系国家的竞争力，更是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的基本问题。我们对待地租的态度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抑制城市地租，二是地租归公。
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城市土地的供给，而且土地出售收入对地方财政很重要，所以地方政府想必都能明确意识到城市地租的意义所在。但中心思想应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在现行分税制模式下，地方税收收入不足，过分依赖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造成错误的利益导向。税制也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动态变化的，从现实来看，需要做出新的调整，使地方的税收取决于综合经济发展，降低地方炒房动力。
地租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国有矿产资源采矿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一级市场和相关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出让人的主体就是国家，地租归公没有问题，关键在过程、结果都公开透明。对二级市场应建立起良好的税收体系，做到合理限度的地租归公。
矿产地租与资源税现在我国的资源税大部分还都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缴税，只有部分地区部分产品采用了从价计征。实际上，从价计征更符合地租的征收原理，因为矿产价格高时地租也高，价格低时地租也低。由于供需状况的变化，资源价格低时就少征甚至不征税，价格高时就多征税，这样有利于建立正确的利益导向。采矿企业应多从提高生产效率上下工夫，避免靠天吃饭，一时暴发户一时哭奶娃。
建议我国所有的资源税都以从价计征的方式征收。最近和将来一段时间，大宗商品价格都可能在低位徘徊，正是改革的好时机，先减少税负应该阻力小些。
住宅与房产税对住宅应遵循“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长期政策导向。对于年以来的房地产困局，长期来看要靠收入不断增长来解决。短期如果危及银行，可以学习美国房利美债券的处理办法或其他办法来应对。
(a)低端有保障
一个城市的运转和繁荣总是需要一部分低收入工作者的，他们同样有安居乐业的权利，他们的孩子也应该有在城市平等成长的机会和权利。
建议推广重庆公租房的模式来保障低端。公租房的位置应交错在中高端社区之间，以保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b)中端有市场
商品房一般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要销售对象，房价也与他们的收入正相关。这里的问题实际有两个：一是房源是否足够，二是房产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我国城市空置房率达20%，这些空置房不啻对资源的浪费。
房产税试点，把征税范围划定在增量上，达不到把目前的空置房逼入市场出租的作用。假设把征税范围拓宽到存量上，就能把空置房逼入市场，市场房产租金可以很好地反映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
但这种征税方法存在的问题是，这一税金可能会加重承租人的负担。比如00万的房产，0.6%的房产税就是一年，平均每月，是不是看着有点多？考虑到空置房入市会改善租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实际租金还是有可能下降的。
计税的另一个可能依据是租金收入，比如现行房产税就是对出租房的租金征2%的税。建议这两种计税方法同时使用，从低征收。房产税的定位应是调控房产市场，促进资源有效利用，不应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
相对房产税，更需要重视、修改和加强管理的是土地增值税。现行的土地增值税有两个问题，一是税率偏低，二是征收时避重就轻。人们炒房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转卖时赚取差价吗？房地产商为什么敢于囤地不开发，不就是囤地能享受的增值收益大于成本吗？土地增值税就是对差价征税，显然，阶梯税率越高越有利于抑制炒房冲动。目前的征收办法中，如果无法提供买入价或评估价就执行简易方法，按%征收，这完全是在放纵逃税。按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计税规则，无法正常征收都是从重征收，哪有从轻的道理？
政府应对土地增值税的征收办法进行修改，并提高税率（起始税率就应该达到50%以上），更好地做到地租归公。这样一来，投资房产的思路才能从赚取差价转移到收取房租上来，并把房地产商的平均利润率降下来。来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人不是都要长期定居的，市场上能提供足够量的住宅房产出租也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c)高端有约束
之所以要对高端进行约束，是因为高端房产占用过多的土地资源，这种消费是不值得提倡的。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就是对别墅等高端房产征税，可以作为房产税的特别补充。
商业地租随着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网商和物流快递的发展，商业地租的前景暗淡下来。特别是等到习惯网购的80、90后成为消费的主力之后，一批百货商场将倒闭，商业地租会明显下降。商业地产将更多用于餐饮、娱乐、服务和小便利店等。
为了大家自己的福利着想，请多多网购吧。
中篇：利润的历史和逻辑
工业国家竞争无论商业模式如何变化，工业企业之间的竞争都是以合理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再用获得的利润进行研发或者扩大再生产。这便是企业的积累。而相应的，国家的工业化积累就要使国内工商业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并把这些利润用于工业化积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获得足够的利润是一难，利润用于工业化积累是二难。
从6世纪新航路开辟到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最强大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帝国，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两国。但到了8世纪，西葡两国却落在了后面，没能成为工业化强国。这是因为两国把资金都消耗在战争和王室大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中，而不发展自己的工业，所需的工业品从英法等国输入。自己的殖民地反而成为他国的工业品倾销地。西班牙和葡萄牙错过了工业化的大好时机，令人唏嘘。但毕竟这事没有先例，需要一些想象力，所以也还可以理解。
成为 个世界性工业强国的是9世纪的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的年代（注意这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时间），其工业的生产能力达到世界的40%—50%，欧洲的55%—60%。84年，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本旷世杰作中，对英国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括号里是笔者的解读）：
“英国凭以达到今天强大地位的国家政策的准则是什么？这些准则大致说明如次：
，一贯鼓励生产力的输入，商品输入考虑在后，而这一点考虑在先。（引进先进技术优先）
2，小心谨慎地抚育并保护生产力的发展。（保护和发展先进技术，避免外流）
3，输入的只限于原料和农产品，输出的只限于工业品。（国际市场的剪刀差）
4，把生产力的剩余部分，尽量用于殖民地的开拓与未开化国家的征服方面。（开拓殖民地）
5，关于对殖民地与附属国所需工业品的供应，完全由母国独揽，一方面关于那里的原料，尤其是殖民地产品，由母国享有优先接受权利。（对殖民地的市场垄断）
6，特别注意海外航运、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用补助办法鼓励海上渔业，尽量积极参加国际航运事业。（发展自己的航运，控制流通）
7，靠了这些方法来建立海军优势，然后再靠了这些优势来进一步扩大国外贸易，扩大殖民地占领。（军事和殖民地贸易相辅相成，即军事和经济利益相互支撑）
8，承认殖民地贸易自由与海运事业的自由，但只以它从这方面的所得能超过所失为限。（虚伪的自由贸易）
9，承认海运事业上的相互权益，但只以英国居于有利的一方时为限，或以在外国因此就可以不再采取有利于它们自己的那些海运限制措施时为限。（只在自己赢的时候才服从规则）
0，关于农产品进口，对独立国家可以给予特权，但只是在因此使它自己的工业品出口也可以获得特权时为限。（国内市场也是武器）
，如果象这类的特权不能通过条约关系向国外取得，就使用非法买卖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耍流氓）
2，可以单单为了工商业、海运事业或殖民地利益而进行战争，或订立盟约；在这一点上要有决心。（为了利益不惜战争）
3，通过这类手段，无论对敌对友同样可以从中取利；对前者可以在海上断绝它们的商业活动，对后者可以通过用英国工业品支付的津贴的办法，使它们的工业陷于破产。（补贴倾销，破坏其他工业国的生产能力）”
英国殖民地曾经遍布五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
不能找到或想到比这更好的总结了！美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特别是70年代之后的政策有多少是其变种或翻版？在这本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写的书中，李斯特还充分肯定了美国北方争取贸易保护政策对国家工业化的意义，他指出主流舆论说的“重商主义”其实是“工业主义”，并提出了德国工业化的贸易保护政策和策略。
其实从常识来看，贸易保护政策对后进工业国的意义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一个国家国内的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竞争不过外国的进口品，亏损破产了，还发展什么工业？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就面临这一困境。美国南方向英国输出原料、进口工业品，要求自由贸易。美国北方幼稚的工业资本承受不了英国质优价廉工业品的竞争（还有隐藏其中的农业地租问题，这在上篇中已有论述），要求提高关税、贸易保护。
实施贸易保护后，美国则能发挥出英国不具备的优势：广阔的南方就是北方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倾销地，暂时不需要对外开拓和维护殖民地。换句话说，南方就是北方的殖民地。战争结束后，到9世纪末，美国就从一个二流的工业国上升为无冕 ，其工业产值几乎等于英、德、法三个主要工业国工业产值的总和。
英、法虽不像美国那样有广阔的腹地，但都先一步建立了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地和市场倾销地。德国这个后进国就比较郁闷了。德国通过年的普法战争得到了法国的赔款，并得到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和丰富的资源。
凭着强烈的国家意志，德国工业化开始提速，速度仅次于美国。英德矛盾、法德矛盾逐步加深，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后进工业国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终于在欧洲爆发了 次世界大战。只有从争夺世界各地殖民地的角度，才能称的上是世界大战。
94年列强的殖民地与势力范围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 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日本在 次世界大战后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并大搞殖民地贸易，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德国结盟，正是这一延续的 注脚。
但大战的结果，却是殖民地体系的解体和民族解放运动、美苏冷战和美国的称霸。由于要作为整体面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随着科技发展工业化核心产业的扩大和多样化，西方主要工业国之间的矛盾和处理矛盾的方式得到了缓和。
为协调各国工业化的核心利益和贸易关系，西方主要工业国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即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各国自身的贸易保护方式也转向比较隐性的方式，如各种技术壁垒、环保壁垒、国家安全。其中最奇葩的是日本，日本虽然签署了各种贸易开放协议，但却是最封闭的国内市场。日本产经联组织下的核心商贸公司控制着日本的国内市场，不通过他们的渠道，外国重要工业产品基本无法进入日本市场。
另一方面，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贸易封锁。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就是这样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以防社会主义国家从外部获得重要的技术和生产资料。年，巴统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委员会，把多项物资列入对中国实行禁运的目录。
，针对原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的贸易关系，在形式上也出现了改变。故事的一部分是，关贸总协定逐渐成为一个强国主导的共同的谈判平台，成为资产阶级程序正义的面纱。另一部分是，利用各种工具、特别是经济理论工具来作大忽悠。
历史的趣味在于历史喜欢重复自身的逻辑。古典自由主义发源地在英国，当时英国是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英国虽然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但当时仰慕工业化的法美德俄日等后进国并未接受。还记得亚当·斯密是怎样一本正经地劝说美国不要搞工业的吗？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最强的工业国。在经过一段国际政治的调整之后，美国从70年代开始全面鼓吹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受害尤重的是拉美国家。
美国一直视拉美为自己的后院。在50年代，美国控制了拉美石油产量的60%、炼油业的50%以及几乎全部的石油产品；控制了拉美铜生产的90%；控制了巴西、委内瑞拉、智利、秘鲁、古巴的铁矿开采，拉美的铁矿砂几乎全部运往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的锌和铅，古巴和巴西的镍，古巴的金和巴西大部分的金。美洲大陆的电话公司、水电公司、航空公司几乎全部为美国控制。农业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几乎控制了拉美的咖啡、可可、香蕉、甘蔗的生产和出口，成为拉美国家的“国中之国”。美国几乎控制了拉美对外贸易的一半。
年，古巴革命胜利，动摇了美国的霸权，极大地鼓舞了拉美人民。从年至年，拉美通过参股、赎买、征收、没收等办法把98家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58家，英资企业8家。即使经过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至70年代中期，美国资本依旧控制着拉丁美洲/5的国内生产总值、/3的工业生产，经营着/3的对外贸易。然而美国并不甘心，陆续支持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的军事集团发动政变，培植亲美军政府，借助军政府之手推行新自由主义，同时通过学术包装培养了一批经济学家，即“芝加哥男孩（或译芝加哥小子）”，来帮助军政府实施全套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中）、皮诺切特（右）与芝加哥小子
年，世界银行史上 次出现了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 个，其他拉美国家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推行新自由主义为发达工业国牟利的工具。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不能自拔，拉丁美洲自上世纪80年代“失去的十年”以来，长期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99年至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5.6%；年至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
美国在拉丁美洲搞的这一套也被称作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的区别，在于控制方式不同。旧殖民主义是通过军事占领而形成经济垄断，新殖民主义是资本控制、培植经济和政治代理人，来把他国固定在初级工业化的地位，使其永远为自己服务。有人把政策的焦点集中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上，实际是模糊了视线。本质的问题不是私有化和国有化，而是外资化和国资化。要问的只是，国资化的表现形式，为什么是国有化而不是私有化？或者说，为什么私有化必然导致外资化？
我们知道，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工业化崛起是由资产阶级主导，但德国是容克阶级主导的，俄国是沙皇主导的（在俄罗斯的传说里，几乎是彼得大帝一人促成了沙俄的崛起），日本是天皇和藩士政权主导的。这些政权都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培育出了与本国政权紧密结合的工业资本。同样完成初级工业化的，还有二战后的韩国军事政权、 军事政权。那么，为什么这些后来者不是以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支撑的政权来推行工业化呢？这个问题不妨反过来想，为什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和私有化这两条？
贸易自由不用多说，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中对落后国家占有 的优势。那私有化呢？为什么不怕出现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
因为这些落后国家的资本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资本面前太脆弱、太渺小，收购、控制起来从资金上没啥问题，关键是要对方愿意配合卖或合资。好比说你是一个重要产业企业的资本家，面对利益诱惑甚至威胁恐吓，你是愿意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坚持当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和跨国资本合流当买办资产阶级？子弹在飞，一步之遥啊。这就是落后国家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可现实却是全世界的资产者更容易联合起来，落后国家的资本很容易向强国跨国资本屈服、妥协而合流。
而如果是国有企业，要收购、控制的话，面对的是国家政权组织，就没那么容易了。实际上，国企往往被视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所以首先就要把其从政权中剥离出去。这样还可以避免受害国政府担着卖国的名声，反正新自由主义宣称自己只是一项经济政策。
因此，历史的辩证法在于，那些落后的又想实现工业化崛起和发展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相对独立的、有工业化意识的政治权力做保障，不管权力核心是皇帝、地主、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共产党。实际上，二战后，法、德等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的恢复和发展靠的是强有力的国有企业，像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则把国家当作一个大企业来经营。而大部分完成初级工业化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还有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成员国，以及南斯拉夫、古巴、朝鲜等。虽然其中相当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发生了去工业化的倒退，但不能否定其工业化的成绩。
朝鲜离我们近，不妨看看朝鲜。二战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了经互会，以协调他们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在苏联的主导下，经互会成员之间以苏联为中心按分工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工业，贸易主要按计划方式进行，以卢布计价，贸易逆差以物资偿还。朝鲜虽不是经互会成员，但实际上加入了其分工体系。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朝鲜的工业产值占总产值超过60%，人口城镇化比例超过70%，对外贸易主要进口原料、燃料和石油而出口工业制成品，工业化初级阶段已经完成。
但苏联的崩溃使朝鲜丧失了贸易伙伴，又被美国制裁，很难出口创汇，整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直到年才缓过气来实现正增长。由于不能充分进口原材料，经济建设必需的石油、焦炭和橡胶严重短缺，对朝鲜历经几十年奠定的经济基础造成致命的破坏，包括农业生产、能源、制造业等等。朝鲜的农业本来已经是工业化的石化农业和机械农业了，但由于石油、化肥进口减少90%，导致农业生产大倒退，一下由万吨以上（人均达千斤）的粮食产量跌落到万吨左右，不能自给。苏联和朝鲜的血泪经验，再一次提醒我们工业化道路的残酷性、经济的脆弱性。
2中国故事现代国家的建立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共产党的中国同样如此。建国后，中国就致力于工业化，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积累资金从何而来。显然，中国不可能像一、二战前的工业化国家一样靠殖民地来实现原始积累，所以只有靠自己。
在计划体制下，积累问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只要国家把人力、资源投入到想要发展的产业上去。关键在于有没有合适的人，有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对于工业化刚起步的国家，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很有限，所以贸易模式只能是靠出口初级产品来进口需要的生产资料及相关技术。中国在建国开始就实现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改变了旧中国以进口消费品、 品为主的状况，所以从进出口情况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业化情况。
一五计划时期（-年），在出口方面，除了主要出口农副产品外，还逐步发展了轻纺产品等工业品的出口。进口方面则主要是从苏联与东欧国家引进的56项重点工矿业基本建设项目，奠定了中国初步工业化的部门经济基础。到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3亿美元，比年增长了.73倍。
大跃进期间，为了密切配合国民经济的调整，主要进口了国内供应不足的重要原料、大型精密设备和若干调剂市场供应的物资，包括粮食、食糖、化肥、农药等。在出口方面，则努力增加工矿产品的出口，到年工矿产品的出口比重已达到40%以上，而进出口总额达到42.45亿美元。
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由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向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到年，中国对西方国家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但我们知道，巴统对中国实行着严格的禁运，所以对外贸易工作处于困难的阶段。
7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改善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禁运放松，对外贸易重新获得发展。特别是年开展了“四三”引进方案，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大规模引进了化肥成套设备、合成纤维成套设备以及制氧、轧钢和发电设备等技术设备，并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亿元人民币，至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到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4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53.5%，其他出口品主要包括纺织品、自行车、缝纫机以及各种日用百货等轻工业品。
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地区开展加工贸易，对外贸易开启了新时代。中国抓住了70年代之后又一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确立了以加工贸易为重点、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沿海发展战略，实现了外贸出口由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到99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77%。
进入90年代之后，加工贸易更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扩展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到年，机电产品超过纺织产品，成为出口 类产品，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年加入WTO后，“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更是突飞猛进，还带动一般贸易的发展，贸易顺差暴增，电子信息产业则逐步升级为主力贸易产业。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过5千亿美元；到7年，超2万亿美元；年，超4万亿美元。
改开后的工业化路径、模式和改开前全然不同。建国后，我国一直有强大的备战压力，政府通过计划经济把资源重点投入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中。70年代和西方的关系缓和，为改开后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改开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利益为导向的，加工贸易成为经济的发动机后，工业化也围绕它展开。
首先，加工园区及配套设施的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化带动基础设施、建筑等相关的水泥、钢铁等产业快速增长。应该说，如果没有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是无法充分利用如此规模的劳动力，实现如此快速的城镇化的。
第二，加工贸易结合自身的工业基础发展出一批自有品牌的制造业，如家电业的海尔、机械业的三一、电信业的华为等。这些企业都是先立足广阔的国内市场，再自主研发，并向国外扩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对于一些配合加工贸易和城镇化亟需发展的重要产业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最显著的便是汽车业。汽车业普遍采用合资的形式来扩大规模，主要的成绩是满足快速增大的国内市场的需要，缺点是并未换得核心技术。其实，“市场换技术”是违反工业竞争原则的，外资看中的是广阔市场带来的利润，转移核心技术不是在培养竞争对手吗？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换技术”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四，由于国际环境改善和向显性改善生活水平的产业的倾斜，改开后，政府向国防的投入大大减少（甚至还一度放开了军队经商），国防相关工业大受打击，艰难维系，一直到年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才有了转机。国防工业逐步开始重振，促进了自主研发的开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五，改开后，我国仍自主实施着贸易保护政策，但加入WTO后，贸易保护的方式方法都得向国际规则靠拢，一些核心产业的开放也排上日程。为此，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国企进行了“抓大放小”的重整。在核心产业建立起一批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保障了工业化的进程操在自己手里。但在“放小”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被贱卖或破产，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特别是原重工业基地东北有很多颇具技术实力的企业破产，相当一部分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如何评价改开前后30年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个争论很大的问题。我们认为，评价一要有历史的观点，二要有辩证的观点。
历史的观点是，工业化路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建国后，我国工业底子薄，并有长期的国防压力，受西方禁运，所以采取偏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路径，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而在改开后，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西方大市场来快速推进工业化，大方向也是对的。缺点、问题都有，但都是相对的。而辩证的观点在于，如果后面的发展能够继承前期发展的优势和优点，改善劣势和缺点，则前期发展的成就将会放大，反之则前期发展的问题将被放大。
解放前，我国没有多少工业化底子，少数好的因素如东北的工业基础和一小批高端人才都在解放后被很好地继承了。东北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等学者在高科技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前30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近8%，其中工业产品以%的速度增长，到年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73%。比数据更重要的是，我国基本建成了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卫星上天和核潜艇下海，为工业化崛起所需的独立的政权（改革开放时的独立自主尤其重要）提供了强大的军事保障和自信心保障。
其实，自信心保障更为重要，自信心使有历史感的中国人不会被西方的繁荣吓到投降，不会把洋人的话当真理顶礼膜拜，才能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性的思考。改开前 的问题在于，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匹配。到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只有7.9%，大大低于工业比重。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资源，无法把自己培育起来的大量农村高素质劳动力投入到城镇的工业化积累中。改开后，通过用加工贸易的出口创汇来进口生产资料和原材料资源，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加工贸易结合完善的工业体系释放出惊人的力量，到年GDP年均增长达9.8%。
改开30年 的问题有两点。一是自主研发和创新不足。国防工业还一度出现停滞，直到前南炸馆事件才不得不调整。而在市场经济利益导向下，特别是年以前，加工及一般出口贸易和房地产的钱太好挣，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显得相对风险很大，创新动力不足。十八大之后，低附加值的对外贸易、房地产都不能再成为经济的驱动力，我国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需要把积聚的大量资金全面投入到自主创新中。
二是形成了一批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有的甚至是勾结西方垄断资本）。这批利益集团不仅大搞腐败，败坏党和人民的关系，还鼓吹垄断行业和战略行业的私有化，妄图使中国放弃经济自主权，从而控制中国经济，令少数资本家和西方资本获得巨大利益，形成利益和阶级固化。十八大以来，反腐斗争鼓舞人心，令人大有期待。在经济路线上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毫不动摇。总之，如果我们能在十八大之后，尽量克服改开30年的缺点，那么改开30年的价值就能被充分肯定。
利润展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走到现在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把国内大量的存量资金投入到自主创新的工业化积累当中去；二是如何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处理对外贸易问题。
自主创新利润转为工业化积累，对国有企业不成问题。一个目标明确的国家，总有各种办法把自己控制的资金投入到研发和产业升级中。现阶段，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应集中投入到先进工业国有明确先发优势的、又是工业化核心的产业上去，像航空、材料、高端钢铁、芯片、高端设备、基础软件等。这类产业，就算研发成功也很难争夺已经被瓜分的市场份额，已有的国外垄断企业可通过降价直接打击你的巨额投入。所以如果没有明确的国家支撑和市场保护，私有资本是很难有动力投入的。
虽然搞这些研发对企业不划算，但一可以提高核心产业能力，二可以降低外购成本，对整个国家是大大有利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像前三十年那样，下决心组织起科研力量，投入资金，攻坚克难，不达目的不罢休。对于战略行业的国有企业的考核不能仅以资本增值为指标，更需考核它在自主创新、提升工业化水平上的贡献。
而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下是遵循投资激励的基本原则的。投资激励问题很简单，就是要低风险低收益、高风险高收益，搞研发和高科技产业属高风险，应让投资者有高收益的预期，把有钱人和中产的闲余资金导入其中。可是目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风险收益不匹配，二是投资的进出渠道不畅。
风险和收益要匹配，不能低风险高收益，比如本世纪前十年的房地产产业。房地产的钱那么好赚，为什么要投入到高风险的高技术中去？目前的投资体系中，高收益理财产品的“刚性支付”不能打破也是同样的问题，刚性支付实际意味着无风险。
又比如，现在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就需要贯彻风险收益配比原则，特别是一些（潜在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自然垄断型和垄断竞争战略型行业的企业并不适合引入私有资本搞混改，以免形成垄断资产阶级，大型资源型国企搞的销售公司混改就存在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要防止由竞争形成的寡头垄断企业压制小企业创新而形成的低风险高收益。
投资的另一方面问题是钱找不到项目、项目找不到钱。改开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有钱人，但这部分人大部分都是靠地产、矿产等传统产业或寻租项目发的家。人都是有惯性的，他们不会喜欢把钱投进自己不懂或不喜欢的领域，所以需要一个运转有效的资本一级市场，起到导流的作用。特别是新兴高科技，主要是人才密集型，往往缺乏银行贷款所需的资本抵押物。所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的一级市场是当务之急，并形成一个投资高科技和产业升级企业的风潮。当然，也要注意监管，避免形成泡沫。
2自由贸易区？最近，我国兴起了一股自由贸易区热。很多地方都要搞，有些地方想学香港搞商品自由贸易。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一个国家在本国人民可自由出入的腹地划出一块地方让外国商品无关税销售，这不是在冲击国内市场吗？自贸区这种搞法其实类似于以前的经济特区的搞法，国家给特殊的税收政策予以扶持。只不过以前的优惠税收是针对企业的，现在的优惠税收是针对进口商品的。以前的政策还是发展生产的，长远对其他地方也有利。现在的政策变成了鼓励消费外国商品，图利的只是自贸区当地经济，长远对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这类自贸区在各地兴起，这岂不是把我国整个变成事实上的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市场对某国商品无关税或低关税开放实际上是国际贸易谈判的筹码，这样搞岂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如果要建成国际物流中心那倒是无碍的，只是这样格局就小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自贸区更像是个开放资本自由流动的区域，为未来的资本放开做准备和试点。这样的话叫自贸区就有点名不副实了，应该叫“自由资本区”才对。比如对外资投资的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实际是对外资投资的进一步放松。但问题在于，中国现在其实不缺资金，吸引外资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事项。在资本流动方面，更应该考虑和大力发展的恐怕是人民币和中国美元资本的对外流动，比如分步骤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方式，又比如推动境内资本的境外投资和对外境外融资等。
总的来说，自贸区有试点意义，但并不是一个适合在全国快速推广的发展和竞争方式。除个别特殊的如老少边穷地区，绝大多数地方应抛弃那种依靠中央的税收优惠或政策优势的发展竞争方式。这样的竞争方式也无法有效衡量地方的经济发展业绩。美国管理大师波特有个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其实这个理论更可以看作一个地区的产业竞争理论。中央应要求并鼓励地方（一地或多地联合）把发展和竞争集中在发挥各地现实和潜在的竞争要素上，解放思想，构建出可持续的中高端产业（包括现代农业）， 能形成产业集群，像深圳及周边地区的电子产业那样。
3一带一路如果中国的产业升级发展顺利，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将显著变化，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将成为主要出口产品。这样必然会与美、德、日等国家争夺市场，发生冲突。按照通常的做法，国内市场当然要优先保障国内的高科技产品。将来美国、欧盟、中国都会在自己的市场上维护自身的核心工业产业，日本就更不用提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现有的中低端产品以欧美为主要出口地，到了高端产品是不可持续的。有人认为美国拒绝中国企业收购美高新技术企业是因为购方为国企或国企背景，这完全没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工业化强国之间，核心产业上会有对等、交叉的利益交换式的开放，但不宜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除非有国家犯错或迫于无奈），在其他国际市场上的争夺才是重点。
一带一路的长期愿景是要整合欧亚大陆，而中期战略的本质就在于建立立足于中国的经济循环，在于把握住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市场以及工业品的出口市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纵横经略，必然会导致国际政治的动荡。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最值得细心经营的是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在中俄联盟的背景下，中 本可安定下来。中亚国家（还包括巴基斯坦、甚至阿富汗）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支持，会为中国解决新疆问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未来0年内，中国应在中亚地区加大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利益融合，形成利益共同体。中国在从中亚进口能源的同时，应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一些有特色的内需工业，并向他们出口他们不愿发展或没有能力发展的工业品和消费品。
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区其实是东南亚区域，特别是和中国直接接壤和间接接壤的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直接接壤、人口众多且边境容易通过的国家在地缘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些国家如果长期有大量贫困人口或出现动荡，势必会有大量人群跨过边境，带来移民和外来劳工问题，特别是当中国被公认为富国之后。
有不少人在争论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要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由于我国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太过庞大，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不足以长期维持这样的规模，招工难问题与之也有一定联系。如果产业不转移，未来或许很难避免引入外部劳工，来从事相关工作，而外部劳工的主要来源必然是这些接壤的东南亚国家。所以从长期来看，问题在于引进大量外来劳工维持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合适。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人民币要走出去，长期地看，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是需要对中国有出超的。人民币的首要储备地也应是这些东南亚国家。与其被动，不如主动。应该优先向配合中国高铁输出战略的国家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中国可做相关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链分工。中国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应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一体的政策，惠及大多数人，形成中国治理的典范。
工资的历史和逻辑
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各要素的分配未必会按劳动价值论导向分配，有人喜欢以此为据来反对劳动价值论，这恐怕不合逻辑。现象逻辑不一定能反映本质问题。像土地、资本等要素之所以参与分配并分得多，不是因为它对价值创造做出了实质贡献，而是因为这些资源要素是有限的且被独占的。
反过来想想目前被认为是无限的或未被独占的要素，就能明白这个问题。比如，汽车跑起来需要氧气，但氧气无法独占也无法限制使用，是不需付出对价的。再比如，目前开发公海的深海资源是不需要付地租的，先开采先得，完全靠能力。去月球、火星开采资源估计也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地球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但发射卫星并不需要为占有轨道付代价，依然是谁先占有谁先使用，完全靠能力，而这种能力根本上讲就是劳动价值的一种体现。
而资本的能力是在市场经济中调配资源、调节经济活动，本质是为了获得利润。货币资本可以购买工业资本品（工业资本品作为凝结的劳动反映劳动价值）、雇佣劳动以形成工业资本，可以投入在商业中形成商业资本，投入在金融活动中形成金融资本。但在计划经济中，资本的这种能力就比较小了，有这种能力的主要是政治权力。
资本的逐利行为不见得有利于劳动价值的实现。前文的论述已经表明，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私人资本必须受政权的约束，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发展必须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这样才能 地挖掘和实现劳动价值。
接下来，先看看在市场条件下的分配是如何运作的，主导走向的因素有哪些。各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基本是博弈逻辑。博弈包括供需关系博弈、政治博弈和信息博弈。市场上是看不见的博弈之手，市场解决不了就政治解决，政治解决不了就暴力解决。
最早一批产业工人出现在工业化发源地英国，其 的特点一是自由，二是没有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意味着不能自己生产生活，自由意味着可以被资产阶级雇佣。这时的工人主要从事体力机械劳动，完全处于从属地位，生活极端困苦。按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工人的收入仅够维持工人阶级本身的再生产。只有在经济周期的短暂高潮下劳动短缺时，工人的待遇才能得到短暂的改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应该说一般工人的劳动价值是不太能体现出来的，能体现的主要是工程师的劳动价值。而在这段时期，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发展并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困苦的早期英国工人
当然，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不同，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有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剔除掉）。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劳动者联合起来。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总是和民族国家的利益纠缠在一起，国际主义的工人身份和国家主义的民族身份左右互搏，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最终，在老牌工业强国中，工人的联合失败了，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普遍的工人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尤其二次大战之后，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美苏冷战，为了降低社会主义的诱惑力，各主要发达工业国都提升了劳动者的待遇和福利，让其分享对外剥削的成果，导致了发达工业国和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利益的决裂。
而工会主义则造成发达工业国内部的工人分裂，因为行业工会只关心本行业工人的利益，越是在垄断竞争或自然垄断行业的工人，组织得越好，也越有博弈能力。这使得工人运动得不到广泛的同情，只能成为各种政治斗争的汪洋大海中的一朵浪花。
不过，政治运动带来的收入提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说，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平均生产力。这个说法是对的，但只是潜在的。当一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低于它的平均生产力，我们就说它的国内市场处于一种需求不足（也称作生产相对过剩）的状态。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已经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使用上汽车，但工资却提不上来，许多人买不了。这是因为在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工人的工资是成本，企业都不愿意先提高工资降低自己的竞争力（除非是受劳动力市场供给偏紧的影响），所以一般而言，提高普通工人的工资需要社会舆论达成共识。
但可爱的福特打破了这一点，他一面通过发明应用流水线改进效率，降低成本，一面给工人提高工资，使工人自己能够买得起自己生产的T型车（94年把工人的日工资从2.5美元直接上涨到5美元）。福特的成功论证了在国内市场处于前述所说需求不足的情况时，提高工资能够推动国内市场消费，促成了美国年 工资法的制定。
93年的福特Highland-Park工厂流水线
当然，提高工资会对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在工业发展、国民生活水平随之提高的国家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首先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转移出去。试想，如果美国是个封闭的经济体，不能把这类产业转移出去，那么美国人买衣服之类就会贵不少；而当这类产业转移之后，美国可通过扩大中高端产业的生产而用高附加工业制成品来交换低附加值产品，使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提高。这也是西方推崇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奥秘。但站在工业后进国的立场上，这种低端产业固化是不可接受的。
故事还有第三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生产所需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高素质意味着需要对劳动者有更多的投入，需要吃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所以劳动者收入也得到提升。相应地，产生了劳动者之间的分化。普通工人、中高级技工、工程师、技术研发人员、 到科学家，都在工业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根据复杂劳动的程度享有不同的收入。其中有部分高级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而能与资本分享利润。
所以，一个国家的劳动者中中高级劳动者占比越高，越像是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劳资矛盾也显得越缓和。甚至到最近资本泛滥的时代，好的技术项目找钱投资相对容易，高级技术人员面对资本的博弈能力再次提升。
近一百年的工业化发展明显地表明，一个国家在核心工业产业上的研发、生产、流通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工业化的程度就越高；在研发中投入的越多，工业化越高级。也就是说，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国家的研发能力，而国家研发能力的建设都是由政权保障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导向的。
工业化大国强国往往选择从基础科学领域把握和控制工业化的方向。但基础科学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太长，烧钱太多，没有产出的风险也较高，很少国家能承受的起，所以小国倾向于采用跟随战略，选择已初步明确有工业化价值的领域加大投入，形成产业优势。
一个国家要搞什么产业，必须要有相关的研发基础和人力资源，而对研发能力建设的投入归根到底是对人的投入。因此，工业化国家都力图建立自己的教育研发体系。 的人才不仅能满足现时产业的需要，而且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动力。目前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仗着自己有钱，把世界上能招到的好学生都招过去。有钱就是任性，但这不是可以通行的方法，绝大部分国家都需要自己培养所需的人才，所以自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就显得特别重要。
有些人喜欢指责瑞典、挪威、芬兰、荷兰等国家，说他们税收过高影响竞争力，福利过好养懒人，但他们却没有想到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竞争力长期名列前茅？关键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也长期名列前茅。
有些国家的教育投入甚至达到了理想状态，学生有能力达到什么层次的教育就可免费或有报酬地上到什么层次。因为他们想通了一个道理：如果你能成为一名化学博士（或高级技工），而读完本科（或初高中）就因为财务原因不读了，这不仅是你自己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当然，一些不是热衷于搞教育研发而是热衷于搞福利的欧洲国家，像PIIGS（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就悲剧了。
说白了，教育支出对中低收入阶层是个沉重的负担。如果国家不能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优良、公平的教育，国家将不能得到所需的工业化 人才。考虑到中低收入阶层所占人口比例，这 是个重大的损失。对于工业化来说，教育比医疗重要，医疗比养老重要。
不过从长期看，良好的教育体系对工业化的帮助最终会体现在医疗和养老水平的提高上。从这点出发，可以做个大胆的预言，一旦美国从 处降落，美国的不公平的、对普通劳动者而言过于昂贵的教育体系和世界最昂贵的医疗体系将产生巨大的问题。
最终，工业化的发展历史将成为劳动价值论的自我实现过程。坚持劳动价值论，就是坚持科学技术为 生产力，就是坚持教育立国，就是坚持研发立国。
中国故事建国后前三十年，伴随着工业化的积累、重轻工业的发展，我国建设了力所能及的高等教研体系，但取得成就更大的是在基础教育方面。在初等教育中坚持面向工农群众，通过简化汉字、推广汉语拼音、开展扫盲运动、开办工农速成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方式，使中国儿童入学率、成人识字率大幅度提升，使中国从一个以文盲为主的国家变成了以识字人口为主的国家，人口素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4%，小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87.7%，基本普及初等教育。
有人指责前三十年人们生活很困苦，一说起来就是一年吃不了几次肉之类的，这其实是一种过于“吃货”的观点。工业化初期中国的粮食困境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吃只是衡量生活水平的一部分，教育和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看看现在家庭的教育支出，就知道教育是生活水平的很大一部分，而在这方面前三十年是很值得赞扬的。
在医疗保健方面，中国在城市形成了市、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医院为龙头、以公社卫生院为枢纽、以大队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通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覆盖了所有城镇职工和大多数职工家属，通过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农村人口。
虽然这一时期的医疗保障仍处于较低水平，但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被联合国称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年，我国人均寿命达到68岁。年，印度和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只有68.岁和70.5岁，而中国已经达到75.4岁，离美国的79.7岁只差4.3岁。
改开前的基础教育体系培养的大量 的农村普通劳动力资源，在改开后逐步得到了充分利用。80年代，由于乡镇企业的广泛发展与外出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外出农民工工资相对较高。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虽然名义工资在不断增长，但由于物价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的快速扩张，实际工资接近停滞。
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日益趋紧，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这几年开始出现了普工招工难的情况，普工的实际待遇有所改善。但对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相比不断提高工资，加强自动化生产或进行迁移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就算招工难，普工的工资提高也是有限的。而目前相比普工，中高级技工更加短缺。应想办法把部分普工（包括部分中高职）转变为中高级技工，把中高级技工的培养纳入到中高职教育上来。提高劳动力层次不仅对劳动者有利，也对产业升级有利。
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保护迟迟解决不好，欠薪等损害农民工的事件层出不穷，主要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未能把握好劳资间的平衡。中国共产党应加强工会的党团组织、群众组织定位，加强垂直管理和指导，使工会组织重新建立与工人的血肉联系，重新焕发活力。
工人应参加统一的地方工会组织，淡化私企的内部工会（以企业为单位的工会容易产生工联主义的各种问题，也不利于党对工会的领导）。地方工会应为工人解决各类法律问题，出面为被欠薪工人打官司，坚定地维护《劳动法》，并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各种帮助。
在高等教育方面，从年到年高考录取人数逐步从28万提升到08万，录取率从6%提升到34%。年开始高校大扩招，年录取60万，录取率56%，6年万，录取率57%，年万，录取率达到76%。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机械、土木、铁路、机电、电子等行业提供了大量中高层次技术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功不可没。
但我国的高考参考人数在8年达到了 峰，之后应试学生开始缓慢减少，一些高校（特别是高职院校）陷入招不到学生的窘境。虽然高职院校的就业好于非高职的普通本科院校，但主要是因为高职院校培养的中低层次劳动力符合现有产业的需要。高职的培养是把学生导入已定的学习轨道，最终集中在所需的应用技能上。重点本科院校的培养则要求学习某学科内的主要基干课程，最终在于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有利于产业升级。
好学校实际对学生的行为管理是较松的，而普本院校的学生就显得有点高不成、低不就。要像重本高校那样要求的话，大部分学生能力不足；但如果完全像高职那样，又限制了相当部分学生的长期发展潜力。所以非高职的普本院校的教学是最难定位的，在面向就业的工作技能培养和学生创造力培养之间的度很难把握。这一类的高校应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及对就业情况的调查，在高年级学习中加强对有益于就业的应用型技能的学习。
有人认为中国高校在世界的排名过低，事实上高校排名主要是由科研排名决定的，而现在的科研排名主要基于 次杂志论文，所以这种排名导向并不完全有利于我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相关产业互动。我国很多产业发展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发达国，特别表现在很多学科实验当中要用的实验设备和各种材料、试剂、传感器等被西方工业国禁止出口，科研成果产出自然受其限制。
除了完全的基础科学领域，科研应与产业发展有较紧密的互动关系。目前，我国应首先下大气力解决实验设备和各种材料、试剂、传感器等硬件瓶颈问题，把这些问题作为重大攻关课题投入。这类研究虽发不了多少文章，却是科研和产业的重大支撑。这类支撑硬件升级是必须一步一步来的，馒头得一口一口吃。
同时逐步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更多地购买使用本国的实验设备等，从而从根本上把握工业化的方向。尤其是对中国特有的领域，应率先建设自己的高水平杂志和评价体系。
从长期看，应逐步使中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达到韩国的水平，即从目前的2%出头翻一番，提高到4%。
工资展望
工业化教育体系国家投入的教育体系应该是工业化导向的。就是说，国家教育体系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中长期产业发展和维持国家工业化导向运转的各类人才。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我国的教育体系应逐渐实现全面免费。首先是公平的免费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初中、高中、中职），然后是高等教育的免费——先是高职免费，再是保持本科学费不再上涨并逐步降低。研究生教育中，理工医农文史哲应免费，其他像管理、金融等收入特别高的专业可根据情况适当收费。
现阶段，我国的教育体系面对的 问题是投入不足，整个教育体系各个层次都投入不足。由于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财政支持，所以基础教育的投入不足首先表现为基础设施的地区差距，一个是农村对城市差距大、一个是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差距大。
投入不足更为严重的表现，是教师收入低。虽然我国《教师法》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但这里的“工资”在实际操作中大都被理解成了基本工资，而现有的工资结构中基本工资只占较少的一部分。我国中小学出现的很多怪象、乱象都是教师工资低导致的。中央应明确《教师法》中工资的含义，并为中西部、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教师提供补贴，以吸引 人才加入教师队伍，夯实人才培养基础。
基础教育的不公平既表现为投入上的不公，也表现为高考招考制度上的不公平。在中国这样一个儒家教育观传统深厚的国家，所谓减负、素质教育大多是扯淡或别有用心。比如最近要求“学校要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的突出表现。高中学校要将学生综合素质档案提供给高校招生使用”，结果被网友们评价为新时期的“举孝廉”，应该说不无道理。
“自主招生”的效果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检验，自主招生搞了0多年，迫切需要说明一下所招进的学生在各方面表现、发展是不是比相同或类似高中的非自招学生好？主张取消“自主招生”的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准确的评价，恐怕难以服人。
在笔者看来，“一刀切”仍是高校录取的 方式。有人说不能一考定终身，要搞素质教育，但我们想问，难道考试展现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就不是素质？而且现在不是大学生国家分配的时代了，你有本事的话，就算高考失常，上大学之后也能更进一步。
有些人说这种一刀切高考导向培养的学生是高分低能。请问“”、“2”的学生有多少高分低能的？不是没有荒废学业的，但要说低能的，那还真是凤毛麟角。
还有些人把“能”完全理解为赚钱的能力，把科技人员的收入和房地产商、矿老板等去比，那就没有办法了，学校不是培养这种能力的地方。
高考的核心科目是语文和数学。语文不仅培养理解、沟通的能力，而且是文明国家的灵魂。数学锻炼逻辑思维，是学习各类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数学其实是没必要分文理科考的。这两门科目应该首先恢复全国统考。衡量各地的基础教育情况需要一个统一的尺度，语文和数学是最合适的尺度，分值也应适当提高，并应保持学校的课程培养目标的高度。高考最终应回归到全面的全国统考，以解决不同地区招考不公的问题，并逐步向东南亚、中亚及全球其他地方开放，鼓励他们的 学生学习中文，来中国学习。
另一个可以逐步对外开放的是研究生教育。中国应向美国学习，逐步加强吸引世界各地的 的大学生来我国从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相比高考应偏重公平，研究生入学方法可以更偏重效率一些，比如加大保送生的比例，把大学GPA作为明确的参考标准等，这也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的学习动力。
另一方面，在学术成果知识的获取上，我国应摆脱向西方学的盈利模式，而创造出社会主义免费模式。目前，我国的电子学术资源集中在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三个数据库中，科研机构或个人向他们付费获取全部或部分学术资源库。这种方式对一些小型企业或个人来说费用太高了，不利于学术知识的传播和广泛有效利用。
最近几年，教育部建设了一个大学精品课程共享平台——爱课程网站，由国家支持产生的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可以采取类似的思路。可由教育部收购这三大资源网的基础数据库并整合成一个平台，使所有国内学术期刊论文资源及其基础搜索向全国免费（知网、万方和维普可转型主要从事数据分析和处理业务），降低学术知识门槛，促进在野在朝共同创新，同时也有利于对学术期刊的建设形成更广泛的监督。
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应是按劳分配为主，资本风险收益分配为辅，地租参与分配为补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需建立在“按劳分配”为主这一经济秩序基础上，否则再好听的价值观也如同沙丘上立牌坊，迟早是要倒的。
劳动所得是最正面的收入，按劳分配是理想。但现实是，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劳动复杂度和所在细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应尽可能多地培养中高端劳动者集中的核心工业产业，这些产业中劳动者的作用和话语权相对较强。而对低端劳动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特别是提供均等的教育和居住环境（可视为二次分配），提供合理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定合理的 收入标准，维持更高的就业率。在税收方面，应对劳动所得免税，或只以低税率收税。
资本收入既具有正面性，也具有反面性。正面性在于，投资进行研发、生产、流通这些潜在地提高生产率的行为都是有风险的，在市场条件下，有风险就应该有相应的对价，要鼓励风险收益相匹配的资本投入。
而反面性有二。一是垄断资本利益会抑制创新和生产力的发展，这需要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健全和实施。二是资本的无国界性，一旦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产生冲突，资本——尤其是大资本会以自身利益为重并展开有害的政治博弈。而且，资本比起劳动者更易于跨国界流动，所以资本家可能会不参与本国的工业化积累，而带着积聚的资金迁移到其他国家去。
总的来说，个人拥有大资本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中小资本，大资本更保守，更食利，更倾向于卷入政治，梦想以制度形式确保其地位的永续传承，使利益阶层固化。所以税收应从利润中收取用于公共服务、强制积累和二次分配的资金，并对个人大资本的产生、承继有所抑制。
地租收入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收入来源带有很强的社会性，是一种反面的二次分配（包含在企业经营成本和个人生活成本中）。地租收益中包含的风险也是属于“寻租”意义上的风险，这类风险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不是一种公平公正的风险机制。所以对地租收益应尽量实行“抑制地租、地租归公”的原则，具体的直接相关收入和税收已经在前文地租部分讨论。
除了与地租直接相关的税种之外，其他的重要税种还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属于流转税，我国正在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以形成统一的流转税格局。
流转税形式上是对消费者征税，但由于基本包含所有商品和服务，所以本质上来说是对劳动收入的收税。流转税的优点，一是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直接税为小，税源稳定，二是征收过程有利于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监督，三是可以用于反推国内生产总值。目前，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种流转税在国家税收中约占40%，这一占比应该说偏高了。但主要原因倒不是7%的增值税率过高（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间水平），而是其他税种征收不足。
目前中国以税收为 主力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的约22%，不仅低于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更低于欧洲高收入国家普遍40%左右的水平。过低的税收水平，已使我国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日益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重大需求的要求。
国家财政收入是工业化国家运行的支柱。财政收入用于政府的运转、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安全、国防等）和工业化的强制积累（包括对城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对战略项目的投入、对整个教育科研体系的投入等），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调整和保障经济秩序。
除了专款专用的社会保险基金这一块，中国财政收入来源于四部分：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的利润上缴、国家税收、国债、地方卖地及地方债收入。国企的利润上缴类似于私企的分红，分红需要考虑企业下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或研发投资，所以需要根据国企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情况考虑上缴比例。现阶段一些战略行业的国企产业升级、自主研发的任务很重，所以上缴比例应低一些，而商业等其他领域的国企或国有资本公司可以根据情况逐步适度提高一些上缴比例。 的方式是先把这些国企或国有资本公司上市，然后采取上市企业分红的方式上缴利润，这样也有同类行业的市场可比性。
地方特有的收入是地方卖地和地方债收入。卖地收入主要用于地方城镇化和城市经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很多城市卖地收入的高峰已过。对地方债应严格控制财政担保的债务比例（以财政担保的地方债理应和国债利率相似），其他地方债应用项目自身来担保。目前地方总债务谨慎估计达GDP的26%，高企的债务本身也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有所约束。
税收和国债是中国中央政府可以综合利用的资金。有些国家国债占GDP比例过高，造成债务危机。有些经济学家喜欢把过度国债问题归咎于凯恩斯，说是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但其实凯恩斯只是提出在经济低谷期要用政府需求填补市场需求，并没说要不受控制地通过发债来筹钱。
过度发债很大部分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议员不愿得罪富人征富人的税，或得罪选民及利益集团降低相关支出，所以就只好发债，而发债就像上瘾的慢性毒药，越吃越多越停不下来。
中国现在累计国债占GDP比例约5%，处于安全水平。中央政府发行国债还是比较克制的，应保持这一谨慎传统，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地进行。
实质上，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 主体。我国应加大对利润和地租的征税力度，使税收逐步达到占GDP30%以上的水平，这样才能为免费的基础教育、高等教研、公共服务以及更有力的基础科学研究等提供资金保障。
针对利润的税收，最直接的是企业所得税。现行的所得税税率，小型微利企业是20%，高科技企业是5%，一般企业为25%。一些经济学家一说起中国要吸引投资、加强对资本的竞争力就要降税，特别是降企业所得税。这是一种很低级的竞争观念，只适合可替代性强、迁移性也强的行业。而高级的竞争是对人才、配套产业和基础设施等综合竞争优势的竞争，有综合竞争优势自然能有投资。
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减免后的实际税率都低于英法德美，更低于实际税率高达38%的日本。各国的所得税减免条款基本都是基于鼓励投资和自主创新的，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税收优惠亦如是。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可适当提高一般的名义税率（比如提高到之前的33%），再同时出台分层次的投资减免条款从而降低实际税率。目前的高科技降税条款门槛高了些，而且传统行业的升级和改造也应予以鼓励。
个人所得税应定位为对利润和地租的间接辅助征收，所以应主要对高收入人群征收（征收人群大致为有收入人群的5%-0%），因为高收入往往意味着分享了利润和地租。现行分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的问题是主要对工资征税，累进税率是针对工资薪金的，而对住宅或商业地产的租金收入、利息收入等资本收入采用的都是20%的低比例税率（而且由于地产登记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目前对住宅和商业地产租金的房产税和个税征收的实际征收率很低，大量税金流失、缺口巨大），这实际上是变相地鼓励食利，完全失去了个税二次分配的作用，是不利于未来发展的。
因此，个人所得税应适当提高起征点，采取较高的累进税率，并以综合方式征收。综合征收即是把一年中所有收入汇总并按累进税率征收，相比分项征收的缺点是征收成本较高。所以应提高起征点，缩小征收范围，把重点放在高收入人群上，提高征收率和征收强度，从而加强对资本收入及地租收入的征收。
另外还需考虑的是遗产与赠与税和消费税。遗产与赠与税应适时开征，就算是起始的时候只有象征意义也应该征收。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都针对富人征收的税，社会主义国家不征是说不过去的。征税范围或可定为 %的财富拥有者，征税方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优化。
作为对消费商品起调节作用的消费税，目前的征收集中在影响健康的烟酒上（卷烟占消费税一半以上），而对 品的调节不够。没有科技含量的 品是有钱人的玩物，目前我国富人大量购买西方 品完全是在送钱，应对其征税以起到二次分配的作用。而对于像私人飞机、 汽车等有一定科技含量的 消费品，当市场由国内生产商占领时可使用较低税率，当由国外生产商占领市场的时候用高税率。另外，应取消像普通化妆品、普通酒类这种已经成为日常消费品的消费税。
总之，不管具体的征收方法的细节如何，税收的征收原则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要鼓励劳动，鼓励创新，鼓励资本参与创新，多搞投资，节制私人资本的食利性和反面性，限制对地租的寻租，地租要尽量归公。
国家养老体系由国家组织和负责的养老是国家工业化的产物，以取代农村自然经济下个体风险很高的家庭养老。国家养老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有利于鼓励年轻人冒险，让老年人安定地度过晚年。
整个国家养老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某一时期养老的水平主要由什么决定的呢？很多人容易自然而然地类比个人储蓄养老，认为前期（年轻时）储蓄得多、投资收益得当，后期养老金就多。真是这样吗？对个人看起来正确的，对整个社会则未必。
养老是需要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而商品和服务是要由年轻劳动力来提供的。假设某一时期人均生产力水平是每人生产50个粽子（代表所有商品和服务），共有30个劳动力和0个老人，那么可能消费水平为劳动力平均每人40个粽子（包含了抚养未成年的消费）和老人每人30个粽子，也可能是劳动力平均每人45个和老人每人5个。可以看出，养老本质上是和当期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带有现收现付的性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生产力持续提高，又有足够的劳动力，那么养老就只是一个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务制度问题。反之，养老就会变成年轻劳动力沉重的负担。
所以，工业化国家的养老，一是需要维持可接续的劳动力数量，这应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二是需要不断提高人均生产力水平（也就是不断提高产业发展水平）或者维持较高的人均生产力水平。这方面最显著的反例是原苏联国家。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等各加盟国生产力倒退、去工业化显著，养老水平必然下降，这是养老制度自身无法解决的。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像挪威和沙特靠石油发家，把巨额石油收入注入国家养老基金，然后在世界资本市场上获取资本增值、股/利息收益来维持高水平的养老。这种方式实质上是通过分享和利用他国的生产力养老，小国可以这样分享利用，人口众多的大国是做不到的。我国的养老必须立足于本国生产力的提高、产业水平的提高。
目前流行的国家养老的财务制度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两种。现收现付制表面上看带有代际转移支付的性质，但有助于整个国家舆论保持对养老实质的认知。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城镇职工一直采用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养老也是一种小范围的现收现付制。
从现行财务上看，现收现付制的收入应该直接从国家税收中来，但问题在于在一个趋向老龄化的社会中养老支出的增长可能高于税收的增长速度，从而对国家财政造成较大压力。所以不少国家采用和个人储蓄养老相似的基金制，利用投资收益来壮大养老金。
我国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基本养老由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成，采用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结合，包括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
本人缴费为工资的8%，进入其个人账户，将来领取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累计金额和年限正相关。单位缴费为工资的20%，全部进入统筹账户，纳入社会统筹基金，并以省为单位尽行调剂。
个人账户可跨统筹范围转移，但统筹账户不行，这造成大量进城务工而未在工作地定居的统筹账户资金被留在了富裕省份，这是目前制度的一个重大问题。
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2.7万亿，其中保费总收入2万亿（按年GDP增长7%到68.万亿算，占2.94%），财政及政府补贴收入.38亿元，支出为2.46万亿，本年收支结余亿元，年末滚存结余约3.59万亿。
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经收不抵支。实际上这是第二年出现收不抵支，且扩大的速度较快。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亏空约为亿元左右，而年则翻了一番，达到了亿元。
根据我国目前人口结构，处于生育峰值的60后逐步退休，养老支出将会增加，而保险扩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90后及00后即将进入工作岗位的人口比70、80后要少，新增的缴费人口将远远低于进入退休年龄人口，所以基本养老金的运转面临非常大的压力，这是目前制度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综合考虑公平和财务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改进方案：
取消养老金收入中单位缴费20%的统筹部分，把个人缴费部分由8%提高到5%左右，使这部分收入能占GDP的.5%。由于个人缴费和统筹缴费都属于企业的成本，这样实际上也降低了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如前文建议，加强对利润和地租征税后，我国税收应逐步从GDP的22%提高到30%，在此过程中逐步把2.5%GDP的当期税款纳入养老基金，以取代原统筹部分。这样一来，总的当期养老金收入可达GDP的4%。
在未来0年内逐步发行国债6万亿左右补充养老基金（使养老基金存量规模达到0万亿），对养老基金逐步过渡到全国统一管理经营，并改变现在过于保守的养老保险投资思路。
我们已经知道，养老水平与产业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而过于保守的养老保险投资思路使养老金的增值赶不上产业增长，不能很好地分享资本收益。我国现在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这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养老基金的投资应该成为其助力。
我国的养老基金可以/3投入固定收益市场，/3投入二级权益市场， /3投入风险资本市场（投入到国家重点发展产业的产业风险基金上去，从事风险投资而非天使投资）。
与政府控制的国企强调对垄断行业、战略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不同，养老风险产业基金应强调财务投资，把资金分散到各类其他资本主导的风险基金上去，占资金比例不超过30%（可监督财务），以形成良好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共享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有3万亿逐步投入到产业基金，将形成0万亿的风险投资基金，为我国的产业发展和风险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后记本文的写作本来打算在整体上按时间段顺序来写，也就是分析每个时间段的地租、利润和工资问题，但发现这样写行文比较混乱，不易于让读者理解文中蕴含的线索。于是就有了最终呈现给读者的这样一种“复调”的写法，一个调一个调地弹。这种写法虽有小部分内容重叠（比如美国南北战争在地租和利润历史部分都有等等），但更有利于阐述其中的逻辑并运用在其他的分析上。
本文希望表明，国家工业化的前进是有原则、有脉络可寻的。由于各个国家的资源要素、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也各有不同。路可以不同，可以曲折，但原则错误不能犯。
在资本、贸易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工业化发展国的中国，想全面推行理想的社会主义政策固然有一定困难，但也有不少社会主义政策是符合现阶段工业化需求的。像逐步推行全面的免费教育，做大做强战略行业的国企和国资，加强对利润和地租的税收，以及约束资本的负面作用等，这些既有利于工业化又能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策都亟需实行。按劳分配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共同成长，必将成为中国复兴的 力量！
（完）
作者简介：黄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博士，西藏民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研究员，微博
觅山河。本文年5月发表于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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