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罗伯特·卡根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
1威权主义的历史低点
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很久以前就认为，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因素中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但从交战双方来看，说它是一场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之间的战争也没有错。对于英、法、美三国来说，它们打这场战争是为了捍卫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HerbertAsquith）年所称作的“欧洲的自由”；阿斯奎斯指的是自由主义的欧洲，反对“军国主义”、“普鲁士主义”和专制的欧洲。对于这点，德国也认同。沉浸在浪漫主义、反启蒙思想传统中的德国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没有灵魂的物质主义者。
德国人将国家、族群、人民（Volk）和德国文化（Kultur）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宣布美国参战，意在塑造一个“让民主制度可以安全存在”的世界，捍卫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大西洋共同体”，反对这个由强大而高效的德国军事机器支持的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战之后，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崛起标志着这一希望的破灭，自由主义遭到了更大的挑战。德日的战败让自由主义重获新生。
二战的结束标志着威权主义堕入历史最低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所有威权大国在40年里都被摧毁了：沙皇俄罗斯，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清帝国，普鲁士以及后来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然而，它们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威权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被打败了，而是因为这些政权在战场上被击溃。
共产主义也没有击败纳粹主义。是苏联和美国军队击败了德国军队。战后的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而这也是战争的产物。古老的俄罗斯帝国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强国地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地位难以维系。冷战并不是人类可供选择的意识形态之间最终的对决，它仅仅只是当时那个历史时刻的对抗。
年10月，赫鲁晓夫在联合国。
约翰·肯尼迪在年5月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言。（美联社照片）
西方国家将苏联视为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奇怪。毕竟，共产主义得到苏联国力的支持，而威权国家则是冷战大局中的棋子。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Kirkpatrick）在她写于年的论文《独裁国家与双重标准》（“DictatorshipsandDoubleStandards”）中阐述了自己的著名理论：要反对“极权主义”的苏联阵营，则需要支持“传统的独裁国家”。她认为，“传统的独裁国家”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向民主过渡，“还没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成功过渡。
然而，这一理论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自由民主国家过高估计了苏联阵营的挑战，却低估了传统威权主义的挑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整个冷战期间以及之后自由主义在全球占据优势的时代，世界上的那些独裁政体都过于孱弱，无法像以前那样对自由主义形成挑战。那些依赖美国获取金钱和保护的右翼独裁政权，至少必须在口头上支持自由主义的原则和规范。在美国施压下，有些国家会举行选举，为“温和”的政治反对者提供空间，允许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其境内活动，监督其人权记录，与各种民间团体合作，为各个政党提供训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避免遭受经济和政治上的被孤立，保证政权的安全。
里根政府抛弃“柯克帕特里克主义”以后，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智利的皮诺切特，海地的让—克劳德·杜瓦利埃（Jean-ClaudeDuvalier），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AlfredoStroessner）和韩国军政府纷纷下台。在之后的十五年中，更多独裁政权倒台。，和年，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独裁者将权力交给国内自由派，此前正是因为三国的独裁者为了避免被孤立，这些自由派力量才获得了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的训练和支持。
威权主义者的弱点加强了自由民主国家的信念：随着苏联阵营的瓦解，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结束了。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曾短暂在世界占据优势，我们当时并不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威权主义逐渐恢复力量，发出声音，构成了自由主义最持久和最强大的挑战。
我们认为自由主义战胜了苏联政权，从某种意义上，这么说没有错，但自由主义并没有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获得胜利。叶利钦时代的自由主义实验被证明存在太多缺陷，太过于脆弱，几乎立即被两种类型的反自由主义力量所取代：一种是苏联时代（以及沙皇时代）残存的警察国家制度，身为前克格勃特工的普京将其重新建立，并牢牢控制在手；另一种是布尔什维克试图摧毁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普京将它们复活，为他的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
普京一方面一步步废除90年代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让东正教重新恢复了其在沙皇时代的地位，承诺实现符合俄罗斯传统的强有力的领导，打压LGBTQ群体的权利诉求，压制其他与性别相关的议题，捍卫“传统”价值观，强调俄罗斯具有特殊的“欧亚性”，弱化俄罗斯的西方认同。到目前为止，这已被证明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统治术：普京的统治时间已经比许多沙皇在位时间还要长，虽然急剧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动摇他对权力的控制，但和任何政权的情况一样，他的执政时间足够长久，许多俄罗斯人已经想象不出还有谁能够领导自己的国家。
在自由主义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有少数独裁者没有倒下，因为他们没有向自由主义的规则让步，要么是因为有实力，要么是因为他们拥有美国及其盟友需要的或者以为自己需要的东西。大多数阿拉伯独裁政权也幸存下来，要么是因为它们拥有石油，要么是因为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为了打击极端分子，又重新回到支持所谓的“友好”的独裁者的老路子。
俄罗斯等国成功抵制自由主义施加的压力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希望。到了年，专制者向自由主义国家俯首称臣的时代已经结束。一场威权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从埃及到土耳其，再到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威权国家，纷纷以普京为榜样，开始系统地收紧民间社群的活动空间，切断外国支持者与其之间的联系，遏制言论空间和独立媒体。
这种反弹也延伸到了国际政治和国际机构。长期以来，自由主义国家决定了国际规范怎样变化，对威权国家国内事务的干预因此逐渐被合法化，但那已经结束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伊朗均采取了许多行动，削弱自由主义在各国国内的根基。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很多差异——美国人高度重视这种差异，但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并没有让它们忘记其作为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正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Lavrov）年提出的那样，“思想市场”上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真正有了竞争，这是许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现象。西方已经失去了“对全球化进程的垄断权”。
自年以来，威权主义者首次恢复了信心，发出自己的声音。如JournalofDemocracy的编辑年所观察的那样，如今最强大的反自由主义政权和二战前几十年的反自由主义政权一样，“不再仅仅满足于遏制民主制度的发展，而是希望收回民主浪潮以来取得的进步，扩大威权主义的地盘。”
这些威权主义者正在取得成功，但是，他们能做到这点，不仅因为他们的国家如今处于七十年来最强大的时刻，他们所提出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也很有力。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其实行强人统治的借口——尽管也是如此，而同时也是对自由主义社会的缺陷提出的全面指控，这种指控有着广泛的支持。
到，柏林墙存在了28年。（CarolGuzy/《华盛顿邮报》）
自由民主国家上一次认真对待这一挑战已经是几十年前了。冷战的结束似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启蒙时代观念的正确：人们相信道德和科学的进步不可阻挡，每个个体将获得身体、精神和智识上的自由。如黑格尔年提出的那样，历史是“自由意识的进步”；或者如福山年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所写的，根本的历史进程在发挥作用，“所有人类社会会遵循共同的演进模式——通往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遍历史’。”
这些信念背后的前提是，所有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会首先追求自己作为个人的内在价值能够得到承认，在任何时候都寻求避免受到来自国家、教会或族群对自己的自由、生活和尊严构成的威胁。
只有在“好光景”里，这种观念才会被许多人所接受。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很兴盛，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德日法西斯崛起，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民主制度衰落，它奄奄一息。冷战结束后，它再次兴盛起来。但是，这种观念一直是对人性不完整的描述。人类不仅渴望自由，还寻求安全，不仅是身体上的安全，还有家庭、部落、种族和文化提供的安全。很多时候，人们对能够提供这种安全的强大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表示欢迎。
自由主义对人类的这些需求没有给出答案。虽然自由主义国家有时也会有强大而富有魅力的领导者，但自由主义的主要目的永远不是提供人们在部落或家庭中获得的那种安全。它一直关于北京白癜风的治疗白癜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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