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任剑涛
编者按
年以来英国的脱欧公投、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都被视为反全球化的体现，全球化进程受挫已是不争的事实。
年的全球化逆转让人忧心如焚。
首先是英国的脱欧，让人对超民族国家建构处在 位置的欧洲联盟前景颇不看好。接下来的一年，人们预期意大利、法国很可能会脱欧。这就更让欧洲联盟这一曾经使人充满憧憬的巨型国家的前景堪忧。当年哈贝马斯那一批殚精竭虑构思超民族国家的思想家，似乎陷入了一种构思未成已灰飞烟灭的可笑境地。至于欧洲因应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移民政策、难民政策，在这一轮联盟崩解、逆全球化浪潮中，也备受指责，让力主关上欧洲大门的极右派政客大行其道。其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战中就以“美国 ”或“美国优先”为号召，一副逆转全球化取向、转向国家利益的派头；当选后更是摆出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启用鹰派人士为官开打 的气势汹汹的姿态。而欧洲极右翼政客则聚会响应特朗普转向，准备向欧洲之外的世界关上大门。再次，南美、中东那些素来反对全球化的国家，目下更成为理直气壮地清算全球化，尤其是清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先锋国家。一时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这类逆转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内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的闭关锁国、对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提防，成为国际社会变化的新趋势。此前主导全球化发展的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似成气息奄奄的过时观念，大有被人弃如敝履之感。
中国处在种种变化的漩涡中心。原因很简单，中国是这波全球化浪潮中得益最多的国家。尽管在国内从来就活跃着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思潮，但中国总体上维持着支持全球化、主张自由贸易、全力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基本政策。在人们惊呼逆全球化潮流袭来之际，中国政府全力呼吁捍卫全球化的成果，并尽力竭心地为全球化的推进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的设想，达沃斯论坛的吁求，都表现出中国对全球化进程得以持续下去的满心渴望。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全球化真是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岌岌可危了吗？抑或是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新救世主的险恶地步了吗？我的看法是未必。
认识这一波逆全球化，并据此判断全球化的真实处境，需要人们在混乱时局中看清楚两幅画面：一幅画面是全球化的原发区域与受益区域的错位发展，以及这一错位构成的、面对全球化姿态的重大差异；另一幅画面是全球化目前结构状态与应有结构情形的疏离，以及这一疏离引发的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矛盾可否纾解。
先看前一幅画面。西方发达国家是推进全球化的原发区域。全球化之得以成功推动，依赖西方国家提供的两重强大动力：一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二是携资本力量与国家意愿强势展开的现代民主之广被世界。前者造成了两个结果：一者，资本的获利令人万分惊异；二者，后发国家的适应性发展成果令人瞩目。这就连带两个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方面，资本输出国利益迅速流失，而且加剧了国内资本精英、权贵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对立情绪；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如金砖集团，尤其是中国，已经在全球化中蓄积起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政治能量，正发愿改变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让西方国家有些措手不及，进而显得有些张皇失措。于是，反思此前的全球化策略，收缩阵线，整顿国内秩序，谋求全球竞争优势，成为他们应对全球化不利处境的 政策。这就是人们看到西方逆全球化，而中国致力捍卫全球化现象的直接原因。
再看另一幅画面。全球化源自经济领域。如果将全球化的起始时间确定在16世纪初期，西方国家拓展殖民地的野蛮行动，直接动力就是经济获利。随着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携手发展，并且逐渐步入规范状态，其致力推动的全球化就楔入了民主化的新内容。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资本全球化导致的西方国家国内的民主发展失衡，一开始就注定了它向外推行民主一定会引发国内民主新诉求的严峻挑战。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主承受着自身重构的压力。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推销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全球化方案时，遭遇到经济先行而政治缓进的疏离情景。大多数后发国家积极拥抱有利于他们维持现存政权的市场经济，但明确拒绝分享权力的民主政治。结果，西方国家又不得不应对这一为它们所不熟悉的发展模式带来的国际压力。西方国家如何稳住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阵脚，不至于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免于成为全球化的纯粹付出者、牺牲品，就成为西方国家刻意止住全球化脚步，调适国内外矛盾，重整全球化步履的必然导因。这种暂时停顿，与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一时合拍，便成为逆全球化的当下现实。
从总体上讲，逆全球化不过是全球化起起伏伏进程中必然伴有的偶发现象而已。全球化 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一起构成全球化的整全图景。全球化之所以不会一帆风顺，既是因为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各个国家发展的 不均衡注定的事情，也是由于各个国家内部发展肯定不平衡所必然催生的结果。各个国家发展不平衡，必然会让那些处于全球化得利状态的国家积极赞同并大力推进，反过来又会促使那些全球化得利不足甚至丧失利益的国家，阻止全球化的步伐，催生逆全球化的倒退。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让那些携资本与技术威势的集群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反过来则会让那些容易丧失利益甚至根本未曾得利的中下层集群反感和反对全球化，并对国家权力施加强大压力，让国家实施的全球化战略产生变数。全球化的这种态势，足以让人理解为什么新兴经济体积极赞同并大力为全球化辩护，并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反而发起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一起唱响了反全球化组曲与共谋逆全球化运动；也足以让人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内部的中下层集群如此强烈地反对全球化，而新生政客为什么能以民粹主义迅速有效地完成政治动员并获得掌握国家权力的机会。可见，当今世界卸下高挂的全球化风帆，并不是完全出人意料的事情。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定，全球化一经启动，就势难逆转。首先，全球化是打通地理隔阂以后，不同区域之间展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交往的结果。一旦地理关隘被打通，各个主权国家想将变为通途的世界再隔绝起来，那无异于痴心妄想。其次，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利多少不等的国家，已经体会到全球化的种种好处，这是隔离性发展的早起国家不可能具有的国家发展便利。即使各个国家对全球化分利的份额不满，甚至感到愤怒，那不过是改变分利份额的技术问题，而不可能彻底逆转全球化进程。再次，全球化既然启动了各个国家卷入世界总体进程的历史，翻过去的区域化发展一页就不再可能翻回。即使在全球化初始阶段作为首推者的西方国家因为后悔自己想分利却失利，因此采取了逆全球化的阶段性举措，也无力改变全球化的大局。因为非西方国家已经尝到了全球化的甜头，它们在西方国家退出全球化之际，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这样会让西方国家的全球分利——无论是经济分利还是政治分利，都处于更为不堪的境地。可以想象，西方国家回过神来的时候，一定会以更大的能量重塑全球化，以真正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与全球化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三者关系，需要厘清。一般来说，反全球化主要是一种思想运动和社会抗议行动，逆全球化可以说是倒转全球化的国家化蜕变。当全球化如火如荼席卷全世界的时候，三者总是相携出场的。但反全球化主要是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逆全球化则非国家力量介入甚至是主导而不足以成事儿。前往达沃斯论坛现场进行抗议的人群，便是反全球化社会力量的承载者。而今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欧洲极右翼政客群体，正是一批逆全球化的国家 。正是他们在尝试启动一轮以国家边界限定全球化进程的政治过程：国家化回流与全球化进程，势成恰相反对的两股力量。
但我认为，如果将逆全球化定义为重回门罗主义的潮流，那逆全球化 不足以成事儿。换言之，门罗主义不足以让发达国家关起门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这样的逆全球化，既不足以回应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内诉求，也损害其全球利益。一个极为广阔的全球市场，确实会让后发国家或新兴国家分利，让发达国家的获利相对摊薄，但全球化带来的、从总体上而言的天量份额， 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范围的利益总额，也 超过发达国家的利益总额，当然也 超过发达国家之间互通互联所激活的利益总额。况且不说经济利益之外的政治利益，更是让发达国家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假如发达国家退出全球机制，它们的政治影响力会迅速萎缩，以至于无法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国家的政治利益，并对其他国家发挥政治影响力。这是任何一个处在世界时代的发达国家 无法想象的事情，尤其是对全球范围谋求国家利益 化的西方国家，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甚至可以说，退出全球机制，西方国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确定其政治经济行为模式了。
可以武断地得出一个结论：西方国家不过是想借助重塑全球化机制，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借机重塑一个全球化新秩序。前者让西方国家重新摸索全球化进路，后者让西方国家必须让渡出一些全球化利益，让非西方国家赢得发展机遇，也让这些国家参与到重建全球化国际秩序的博弈活动中来。据此可以说，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重新塑造，面临双重严峻任务：对国内而言，重整政治经济秩序，重聚人心，理顺精英与大众的合作关系。对国际社会而言，师出有名地获得国家利益，重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利益均沾的国际分利机制，让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达到大致平衡。
取决于这一轮全球化的逆全球化调适，必须确立起调适的价值目标，才足以整合全球化、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让全球化总体进程造福全人类。简单讲，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其实围绕的都是民主这个现代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运转轴心——如果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为全球化提供了双保险的话，全球化的顺利推进就有强有力的动力保障；如果经济利益垄断化、民主政治被拒斥，反全球化就有了强大理由，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势必引发逆全球化的国家化政策回流，全球化的挫折就有了某种必不可免的性质。今时今日出现的逆全球化，恰恰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民主缺乏保障，政治民主向权贵政治倒退，而国际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民主同时缺乏动力所导致的全球化倒退恶果。
从前述全球化的 幅画面来看，必须建立全球化的国家间获利均衡机制即民主机制，才有望化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国家之间对全球化获利不均的心态不平衡。这就亟需国际社会订立一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各个国家利益均沾的全球民主化契约。相对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席卷而来，全球化的国际社会民主机制建构，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全球化就失去了正当性支撑，各个主权国家的自行其是，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能不看到，此前的全球化，主要基于发达国家的获利需求。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国家发展新动力，也是最显著的。后发国家当然也赢得了一些国际机会，但从总体上讲，并不比发达国家获利更多。当然这并不能导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发达国家必须为后发国家输血，因此必须为全球化付出自我牺牲的代价——不管这一付出是基于它以往对后发国家的经济侵略与利益掠夺，还是基于它已经获利的回吐或对后发国家的反哺。这种基于怨恨的全球化理念，不利于全球化民主秩序的建构。全球化最强大的动力，依然来自发达国家。一个民主的全球化机制，应当承诺发达国家分利的权利正当性。但同时也得承诺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赢得发展资源的正当性。只有在民主价值的引导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正当分利机制，才能有效保障公平、正义，有力促进全球化。如果参与全球化的各个国家都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全球化无异于遭到釜底抽薪的厄运。就此而言，那些缺乏民主认知与民主实践的国家，是很难真正担负起领导全球化的责任的；同理，那些试图对国内民主，对国际索取的国家，也无法发挥全球化 国家的功能；进而言之，那些国内缺乏民主，国际仅追逐实利的国家，就更是无法担负推进全球化的重任。
从前述全球化的第二幅画面来看，必须重建推动全球化最有力的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化机制，让经济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携手共进，借此夯实推进全球化的国内根基。今日西方国家，已经到了一个重新订立国内民主契约的十字路口、关键时刻。发达国家必须让 波全球化的经济受益集团，也就是资本与权贵集团的垄断获利机制，重新塑造成一个社会公众利益均沾的新机制。这需要西方国家推动一场重新订立宪法契约的重大政治变革。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原初立约，主要是解决政治权利的保障、政治权力的规范问题，那么，当下西方国家应当重新订立的国家契约，目标就落在经济权利与福利权利的主题上。这符合马歇尔所说的三种公民基本权利历时性递进的断言。倘若西方国家能够以这样的立约来为新一轮全球化奠定可靠的国内政治基础，那么它就能继续处在全球化的 位置和领导地位。因为它们将有力整合国家内部的力量，为新一轮全球化蓄势待发。如果后发国家反超西方国家而订立这样的立宪民主契约，那么全球化领导权 将会易手。这是国家间竞争的国内政治经济修炼功夫。
别看今日西方国家的国内力量整合遭遇到困难，但它们相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早已经迈出了以国内立宪民主整合全国力量，足以对外发挥强大国力的步伐。而今不过是需要调整国内政治经济利益的立宪民主机制，让其适应国内新的利益诉求，进而发挥强有力的国际影响力。这样的问题，对进入全球化进程不久的后发国家，即使是对发展成就卓著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还远未到求解甚或是清醒认知的地步。这就意味着，全球化的领导权还不到转移的关键时刻：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都需要为更民主的全球化补课。但发达国家的补课是为了发挥更为民主机制的优势，后发国家的补课是为了填补缺乏民主凝聚机制的劣势；发达国家的补课是基于领导全球化既成的经验与教训，而后发国家的补课是因于改变全球化从属地位的欲求。先发的优势与后发的劣势，尚未从根本上改观。
一个国家的立宪民主，是抗衡国内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最强有力的机制。国家间互动形成的国际社会，确立全球立宪民主秩序，是抗衡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效力的机制。在经济全球化层面上看，只有立宪民主保障的利益分享机制，才足以整合国内不同阶层融入全球化的积极性，也才足以降低国家间分利不均引发的抗拒全球化冲动。在政治全球化层面上看，只有立宪民主保障的权力共享机制，才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的权力与权利积极互动局面，有效维持一个有商有量的、理性化的全球化国内政策；也才足以在国际社会的层面上借助相互尊重的民主协商程序，寻求解决贸易与政治争端，达成全球化的民主商议共识，维护全球化的顺畅发展机制。特朗普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内立宪民主的重新立约，同时要解决国际社会的立宪民主机制建构问题。解决前一问题，是保证他国内政策成功的前提条件；解决后一问题，是保证他兑现美国 、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承诺的 必须。特朗普不可能以逆全球化举措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这可以被称为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化新局面的“特朗普悖论”。这意味着它必须着手夯实国家实力的同时影响国际社会。逆全球化既难以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更无法保证美国的国际影响力。那些担心美国退出国际社会并阻止全球化的断言可以休也。至于建立在这一判断基础上重寻全球化 的说辞，就更是浪漫想象。
与此同时，后发国家需要改变其在全球化进程中净获利的定位，既需要为全球化确立起国内政治民主整合的适宜机制，也需要为国际社会贡献平等发展、公正分利的民主智慧。这是后发国家致力改变其全球化尾随者地位，发挥出参与者甚至是 作用的必要条件。这可以被称为后发国家的全球化新命题。对中国而言，这样的处境既是机遇，也需要加紧练习新的角色。至于担当全球化 的角色，还需要相当时间的磨练。这样的磨练是否足以让中国成为全球化的 ，端赖于是否在磨练中生成了中国领导全球化的普遍观念、制度机制和生活方式。
一言以蔽之，围绕民主轴心顺畅转动的全球化，才能化解目前的逆全球化困境，保证全球化往纵深健康发展。
注：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年第3期
拓展阅读：如何保证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一直大于离心力？任剑涛左与右，是一个比较陈旧的政治学命题。这个陈旧的命题，已经被技术化的改革严重模糊化了。一个简短的思想史叙述是：左与右，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支持王党与反对王党的人，分别在议会里坐左、右两边的位置，中间是折中派的位置。后来，左与右在扩展性的意义上使用。“左”被定义为采取激进的方法，主要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方法实现政治目的的进路;“右”则被定义为尊重既有秩序，在自由与权威之间达成妥协，反对激进革命的政治取向。现代意识形态史就是由左中右三派书写的历史。
当今国际社会的政治氛围，出现普遍的左转倾向。从政治观念上看，左翼意识形态的重建尝试获得了相当反响，以至于右翼意识形态的理论溃退，成为相形显现的现象;左派政党登上国家权力的舞台，推行左倾色彩鲜明的政策。社会公众的左倾情绪，似乎也有显著的增长。
奥巴马的民粹主义
如此判断，主要是基于三个指标： ，国际政治理念的普遍左倾，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第二，在制度建构上，人们重视年代被普遍认可的福利社会理念;第三，国际社会普遍的群众政治行动背后，潜藏着的政治理念是左倾的。这需要从三个不同角度具体观察和分析。
首先，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发达国家的左转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具有国际 地位的发达国家带头左转，构成国际社会左转的显著标志。在发达国家阵营中，英美两国的取向具有象征性意义。德国、法国则对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具有标志性作用。这几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一向是复杂的。但近期的左翼政治倾向，令人瞩目。以“改变”为口号登上总统大位的奥巴马，毫无疑问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和民粹主义冲动。在他陈述自己政治主张的《我们相信变革》一书中，奥巴马提出了明显带有左倾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主张，展现的那种社会底层意识和明显的社会主义动员方式，是美国这个历来显得右倾的国家一个显著左转的标志。
奥巴马在该书中说，“现在是做出艰难抉择的时候了。让更明智的政府为我们铺平道路，为美国的未来进行正确的投资。我们肩负着创造新世纪的重任。我们应审视政府的方方面面。我们无法忍受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和不合时宜的计划。我们的政府将对民主敞开大门。我们将在网上公布政府的数据，利用技术手段使收支更加透明。我们将欢迎美国公民的贡献和参与，克服官僚主义，以确保每个机构都达到精简标准。我们将让特殊利益集团明白，他们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美国人民并非21世纪的难题，而是解决难题的答案。”
其实，这不过是对接此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的执政理念而已。当年，克林顿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大力提倡所谓“第三条道路”，以再次聚集西方社会的左派力量，重整左翼政治的声势。随着奥巴马的执政与连任，共和党的右倾思维与民主党的左倾思维，很显然在美国社会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交替。
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年历史上，奥巴马罕见地以从未有过的底层逻辑、道义逻辑治理美国社会。正是这种政治倾向，决定了他对美国“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金融资本集团的憎恶心理、批评谴责和征税政策。但奇怪的是，奥巴马这样对准资本猛烈开火的人，在美国社会竟然赢得广泛的欢迎和赞许。其实，资本是贪婪的、权力也是贪婪的，都是贪婪。奥巴马不是基于权力贪婪，就不会竞选总统。资本家对利润全无追求，也就失去了阶层特性。两者之间谁也没有理由谴责谁，或者必须同时接受谴责。但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基于道义的谴责，似乎就有些悖于常理了。但正是美国这样一个对权力、资本与群众都富有警惕性的国家，由奥巴马开出一个由权力驱动、动员群众谴责资本的局面。这种左倾做派，实在是开美国左倾政治新局面。
英法俄的左转之势
在英国，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政治组织就强大到足以作为一支政治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年代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轮右倾改革，以非国有化的基本态势，将英国重新推向私有化经济的道路，试图医治20世纪左倾政治导致的“英国病”。但英国的左翼实力之强大，远非撒切尔夫人可以一力矫正。英国人从费边社会主义开始，到上个世纪末期，一百多年来，工党都一股劲地沿着社会主义的跑道快速地奔跑。同奥巴马这样的西方左倾政治 一样，英国的左翼政党 总是以敌视资产阶级，实现社会公平为己任。他们总是承诺一种旨在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方案。
托尼·布莱尔说：“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是 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东西。这种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对自己也对彼此负有义务，良好的社会支持该社会中个人所作的努力，共同的人性要求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立足之地。这一社会主义的概念需要一种政治形式，以此我们共同承担责任，既向贫穷、偏见和失业开战，以创造条件真正建设一个国家：容忍、公平、富有创业精神和包容能力。”
这样的话语，与奥巴马的宣誓何其相似乃尔!英美两个国家的左倾转向，非常明显，无需过多的辨析，可为人们感知。
至于法国的左派意识形态之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倾向，是一个无需太多口舌就可以确证的事情。执政的法国社会党，一以贯之地以其左倾的做派，对法国左翼激进主义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奥朗德是一个政治经验很少的左派政治家。“扩大带薪假期、削减法定工作时间、扩大社会保障，一系列‘社会主义’措施正是奥朗德心目中亟待恢复的‘法国梦’”。而谁都知道，法国的问题恰恰是社会福利太多，激励工作的措施太少。不过左倾的法国政府从来不考虑财富来源，只重视财富的分享。这是社会党前总统密特朗就已塑型的法国左倾政治风格。
发达国家的左转，是被宪政体制规定了限度的政治变化。因此，发达国家左转的极限，也就是中左而已。否则，发达国家就不得不处理政体重构的严重问题了。起码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政治局面尚未出现。但这种左倾政治的浮显，无疑与发展中国家的左转，构成一幅国际政治普遍左转的总体政治画面。
转轨中的俄罗斯，大有重回左倾激进政治状态的势头。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引人瞩目。普京认为华盛顿规划的世界新秩序毫无前途。真正有价值的是“国家主权的神圣原则”。这种政治主张，正成为普京在国内游刃有余地进行政治动员、获得民众极高支持率的重要支柱。
东欧拉美亦不例外
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因为经济发展困境，出现明显的左转现象。转轨初期，这些国家多由右派政党执政，因此，在无力扭转经济发展颓势的情况下，纷纷丢掉政权。
由于欧债危机久拖未决，去年以来，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麻烦不断，部分国家经济甚至出现了“二次衰退”。为了走出经济困境，政府都实施了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增加税收，压缩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和养老金，造成失业率高涨，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由于中东欧国家政府在这一时期都是右翼政党执政，他们的支持率因此大幅下滑。而左翼政党凭借提振本国经济、改善民众生活的竞选纲领，以及加强政府调控、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平衡的政治理念赢得民心。
至于上个世纪曾经创造了发展奇迹的拉丁美洲，整体的左倾，已经不是近期出现的事情，而是近十几年的整体政治趋势。拉美在上个世纪后半期创造经济起飞奇迹的时候，就已经由左倾的“依附论”将其打入了不健康发展的深渊。果不其然，拉美在上个世纪结尾阶段陷入了困境之中。由此，对新自由主义的外部批判，就趁势而起，将国家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归咎于西方帝国主义的、自利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于是，国有化运动兴起并兴盛起来，作为对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害拉美利益的趋同性选择。左派政党轻易地赢得国家权力，并且采取激进的经济政策，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直接对抗。传统的极左政权及其 人物，成为拉美的政治楷模，新生的左派 对之顶礼膜拜。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的极左体系，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的左倾政府，牢固地掌握国家权力。拉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左派国家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甚至在政治上也刻意凸显拉美的左派立场。曾经由军人政权主导的拉美经济腾飞，一下子转变为左派政党专政的拉美格局。
与转型国家和曾经迅速发展的国家的左转不同，世界上存在一些自二战以后一直处在极左政治局势中，尚未发生任何改变的左倾激进国家。亚洲坚决抵制现代转型的朝鲜，堪称代表。拉美的古巴，则是另一个老牌极左国家。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退出了国家的领导岗位，劳尔·卡斯特罗努力推动改革，但总的说来，古巴还是世界左派人士向往的代表性国家。
今天的国际政治，完全可以称之为“隐形的社会主义阵线”主导的政治局面。这里的“社会主义”，自然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从北欧最温和的、宪政框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 坐实到苏东变种的威权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各种品牌的社会主义组合成为左倾的国际社会。
思想界左翼力量兴起
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左倾相伴随，当今国际社会左转的第二个突出标志，就是国际社会政治思想的左倾色彩较为鲜明。在当今国际社会的思想界，相对于溃不成军的右倾思想家，左派思想家的“结盟”出场，可以说是最令人瞩目的一道思想景观。德国的传统左派思想阵营———法兰克福学派，在老一代思想家哈贝马斯、新生代思想家霍耐特的带动下，一如既往地坚持其左倾的思想立场。在世界范围内非常活跃的、美国的《新左评论》，掀起了不少思想波澜。这个杂志的主编安德森，不仅是左派思想家、社会活动家，而且堪称左派的国际串联者。左派思想家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以霍布斯鲍姆、弗兰克为代表的左派历史学家声满国际史学界，以阿明为代表的、批判不平等发展的理论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而以斯提格利茨、克鲁格曼这些美式左派经济学家发出的重视政府作用的声音响彻环宇，以昂格尔为代表的左派法学家在国际法学界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加之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等左翼的社会政治思潮，国际思想界的画面，几乎可以说是由广义左派所绘制的。
至于近期轰动美国读书界的托马斯·皮克迪撰写的《21世纪的资本论》，就更是将左派自觉或不自觉的结盟而起的声势，推向了整个世界。一种承继19世纪以来宣称资本主义 不平等的思想理念，正在当下集结起来，要宣告21世纪的资本主义延续了19世纪的那种世袭性质，以至于必定陷入不可持续的状态，非改弦更张不可。尽管这样的左派立场，已经疏远了斯大林主义式的方案，但却是一种显见的西方式左派主张。皮克迪说：我愿意看到在法治之下有效地实现公正;这样的公正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且来自于民主讨论后所形成的被普遍理解的法律。这一似乎温和有余的左派话语模式，很好呈现了“全球左翼之崛起”的趋同性思想性格。
就此可以对当下的国际社会左右归属作出一个概观：在政治思想观念上，国际社会流行好似结盟的左派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并以各种面目的反资本主义和赞同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将这些观念陈述出来。在政治制度上，以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声称建构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引人注目。在生活模式上，提倡一种反对权贵，倾向平民的态度，以同情弱者、改善民生为日常生活图景，因之而吸引人们的 国际社会的左转，乃是现代世界政治在左右之间摇摆的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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