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阿连德的了解来自有关他的公开信息，另外，我的一名智利朋友熟识阿连德及其家族，他为我提供了一些信息。阿连德是一名典型的智利职业精英，成长于中上阶层家庭，生活富足，智力超群，充满理想主义，能言善辩，且极具人格魅力。早在学生时期，他便成为一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党派比智利共产党要更为偏左。不过，就智利的社会主义标准来说，阿连德算是一名温和派，因为他的目标是以民主的手段而非武装革命建立共产主义政府。从医学院毕业后，阿连德在31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智利的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他在这一职位上的成就得到了广泛认可。他分别在年、年和年竞选总统，但三次都败选了，其中两次的票数与获胜者可谓悬殊。在年，阿连德再次成为总统候选人，这次他代表的是由社会党、共产党、激进党及中立派联合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可在当时，他在人们眼中不过是一名没有威胁的、常年落败的政客。
在年的这场选举中，阿连德获得了最高民选票数（得票率约为36%），最终却是险胜，因为那些没有支持他的选民（约占总选民数的64%）分别把票投给了智利的右翼联盟（得票率约为35%，仅比阿连德低约1%）和中间联盟（得票率约为28%）。由于阿连德只获得了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的选票，他的当选必须得到议会的确认。议会承认了这次选举结果的有效性，但条件是进行一系列的宪法修订，以保证智利国民的出版自由及其他自由。尽管阿连德的个性和他过往的行为显得温和无害，但他的当选还是立即触发了美国政府的一次不成功的介入，美方试图通过操纵智利议会来反对阿连德的当选。阿连德的当选还导致我的一名智利朋友举家移民，因为他不愿看到阿连德即将实施的任何一条政策。为什么一名温和左翼分子的上台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抵触情绪呢？这是因为，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智利政府是阿连德和他所属的党派联盟的公开目标，而这样的愿景使智利的右翼和中间阵营、智利军方以及美国政府感到恐惧。时至今日，距离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已过去数十年，年轻读者没有经历过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生活，所以无法想象上述各方为何会坚定不移地穷尽各种手段来压制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出现。首先，二战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大展拳脚，开拓其统治世界的政策宏图，制造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还有洲际弹道导弹。年，苏联构筑封锁线将柏林一分为二。苏联夺取了一些地方的政权，并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国内的反抗活动。最为危险的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权之后，便连同赫鲁晓夫开始在古巴境内离美国的海岸线仅90英里的地方部署弹道导弹，并为此配备了核弹头。就在年10月，整整一周的恐怖气氛，在所有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除了当时尚不记事的小孩）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我们的世界从未如此靠近核战争的边缘。这场危机过后，对美苏机密情报资料的逐步公开解密让世人清楚地了解到，我们与核战争的距离远比当时人们所预计的更近。彼时，尽管美国军方已经知道至少有颗导弹装置落地古巴，但他们以为这些导弹的核弹头还未运达。实际上，当时有不少核弹头已到达古巴且就位待发。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加速开发更多强劲的核武器及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则坚决不再容忍共产主义政权在西半球建立。那时候，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无法阻止共产主义政权在西半球建立，就会立刻以严重忽视美国利益为由被弹劾。肯尼迪总统就曾被警告过，要是不能让苏联的导弹撤出古巴，他就得离开白宫。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还忙于应对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共产主义势力。目睹了古巴的危机以及卡斯特罗上台后其反对者的下场，智利的右翼、中立派和武装力量在反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权这件事上立场一致且态度强硬。他们都无法容忍古巴的历史在智利重演。美国担心智利的局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智利经济体量中最大的组成部分——铜矿开采公司。这些公司曾属于美国，经由美国资本投入开发，因为在19世纪，智利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技术，无法凭一己之力发展铜矿开采业。在弗雷总统的领导下，智利收购了这些公司51%的股份，美方担忧，阿连德会把余下49%的股份也拿去，而且一分钱不出（后来被证实这种担忧是对的）。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通过一个被命名为“争取进步联盟”的项目，对（包括智利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中立改革党派提供支持，并为由中立派执掌政权的拉丁美洲国家注入援助资金，以对可能发生的左翼革命先发制人。弗雷总统在位期间，智利成为美国在拉丁美洲投入的发展援助资金的一大优先受惠国。面对这般现实，阿连德在就任总统之初出台了怎样的政策呢？尽管知道支持自己的国民只占36%，智利的武装力量和美国政府均反对自己，阿连德还是没有走温和、谨慎和妥协的道路，相反却追求一种绝对会让反对力量深恶痛绝的政策方向。他第一步获得了智利议会的一致支持，在不支付赔偿金的情况下将智利境内由美国所有的铜矿开采公司国有化，这无疑使智利在国际上为自己树立了强敌。（为了避免支付赔偿金，阿连德的托词是，这些公司的既得利润中超过特定收益的额度即为“超额利润”，这部分钱和智利政府要赔付的金额互相抵销了。）阿连德还主导了其他一些大型国际商业集团的国有化。让智利军方感到害怕的是，阿连德输送了大批的古巴人进入智利，他手持的私人枪支来自卡斯特罗的馈赠，并且他还邀请卡斯特罗前往智利进行访问，这次访问后来持续了5周。阿连德冻结了物价（哪怕像鞋带这种小型消费品也不放过），将智利经济中的自由市场元素替换成社会主义式的国家计划，实行大幅度提薪，强力扩大政府支出，并大量印发纸币以填补由上述种种引发的政府赤字现象。他延续并扩大了弗雷总统的土地改革力度，征收大量土地，并将它们转化成集体合作社。和阿连德的其他措施一样，这场土地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无法得到有效落实。例如，我的一位智利朋友就曾负责为该国国内消费品定价，而当时他年方19，还没完全从经济学专业毕业。另一位智利朋友则这样评价阿连德的政策：“阿连德的想法不错，可执行力不佳。虽然他正确地认识到了智利的问题所在，但他所选择的解决方案是不对的。”阿连德的政策导致智利经济混乱，暴力横行，国内开始出现反对他的声音。通过印刷纸币填补政府赤字的做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因此，虽然智利的名义工资水平出现了增长，但实际工资（即扣除通胀因素后的工资）已跌至比年更低的水平。智利的国内外投资及国外援助资金日见干涸，贸易赤字逐渐增长。消费品，包括卫生纸在内，在市场上变得稀缺，透过空荡荡的货架和长长的排队顾客可窥见一斑。食物和水的定额配给日益严峻。曾经作为阿连德的天然支持者的工人阶级加入了他的对手，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运动，对智利经济损害最大的是铜矿工人和卡车司机的罢工。智利街头暴力活动越来越多，人们对政变的到来越来越肯定。左翼阵营里，阿连德的激进拥趸们武装起自己；右翼势力的反抗体现为不断出现在街头的海报，上面写着“Yakartaviene”。这句口号的字面意思是“雅加达（屠杀）即将到来”，指的是年印度尼西亚右翼分子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事件，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展开具体讨论。这是智利右翼阵营对左翼分子进行的公开恐吓，宣称要对他们做出同样的事情，实际上他们也真的这么做了。甚至连势力强大的智利天主教会也离阿连德而去，当时他正提出要对私立的天主教学校和公立学校进行义务教育课程改革，通过把学生送往工作场所进行手工劳动，以塑造相互合作且大公无私的智利“新人”。上述种种事态的发展最终导致智利在年发生政变，这场政变的发生形式虽说不上必然，可我的许多智利朋友都觉得，政变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曾这样向我总结阿连德政府的垮台：“阿连德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那些倚仗民粹手段的经济政策在其他国家早已导致不止一次苦果。虽然短时间内人们尝到了甜头，但这类政策把智利的未来押作赌注，并且带来了失控的通胀。”不少智利人对阿连德尊崇备至，甚至把他看作圣人般的存在。只不过，圣人虽有美德，却不一定具备政治才能。受权刊发，选自《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曾楚媛译，中信出版社年4月。在开始介绍阿连德的时候我曾说过，他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原因我们不甚明了。我不断地问自己：作为一名老练的温和派政治家，阿连德到底为什么会选择激进的政策？他明明知道这种政策对大部分智利人以及智利军方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我的智利朋友给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但其中是否有一个解释能够真实地反映阿连德的所思所虑，没有人能确定。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以往的政治成功让阿连德误以为自己能够平息反对派的不满，毕竟他在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部长这个职位上获得了成功。最初上台时，他以修订宪法、不束缚经济政策设想为交换条件，消除了议会对他当选所存的疑虑，议会还一致通过了他不支付赔偿金就将铜矿公司国有化的决定。现在，为了安抚武装部队，他想把海、陆、空三军司令纳入自己的内阁中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原本能做出更明智判断的阿连德被那些最激进的支持者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些人发动了革命左翼运动（西班牙语缩写为MIR）,他们想要通过快速革命推翻智利的资本主义。他们开始囤积武器，以“武装人民”为口号，他们抱怨阿连德太过软弱，不想听他“再耐心多等几年”的恳求。即使以上两种或其中一种解释构成了阿连德的行为动机，我还是认为不够充分。在我看来，即便是在当时也可以看出（而不仅仅是事后诸葛亮之见），脱离现实的评估构成了阿连德的政策基础。政变与皮诺切特预期已久的政变爆发于年9月11日，而就在政变爆发前10天，智利武装部队的海、陆、空三大分支才达成一个统一的方案。虽然一直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阿连德的反对者，并寻找机会削弱他的势力，可即便是那些曝光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干预智利国内事务内幕的美国人也同意，这场政变完全是智利人自己策划进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执行。智利空军对位于圣地亚哥市的总统府进行了轰炸，陆军则派出坦克对其进行炮轰。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无望的境地，阿连德举起卡斯特罗送给他的那把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得承认，自己对这一消息一度是存疑的，我曾怀疑阿连德实际上是被发动政变的士兵杀害。不过，在智利军政府结束统治后，恢复民主政权的智利政府对阿连德的死因展开了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阿连德确实是自尽的，他离世的时候身旁没有别人。一位智利朋友向我证实了这个结论，他认识一名当时去到被烧毁的总统府的消防员，那名消防员看到了那些最后陪伴过阿连德的幸存者，包括阿连德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这场政变让智利的中立派、右翼分子、大部分中产阶级，当然还有寡头如释重负，他们对此次政变表示欢迎，并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到那时为止，阿连德治下的智利经济混乱不堪，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够明智，街头暴力活动频发，这一切已经让人们忍无可忍。政变的支持者觉得，军政府掌权只不过是无法避免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之后智利将回到年以前盛行的、由中层阶级平民主导政治权力的状态。一位智利朋友向我回忆他在年12月参加的一场18人晚宴，那时离政变落下帷幕不过三个月。其间，晚宴的谈话主题转向这样一个问题：请在场的宾客预计，军政府还能掌权多久？18位宾客中，有17位认为军政府还能再掌权2年。余下一位宾客的预测是7年，其他人都认为这非常荒谬。他们纷纷指出，智利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过去所有的军政府都迅速地把权力归还给了平民政府。这场晚宴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这一回，军政府会持续掌权达17年之久。军政府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关闭议会，取缔左翼政治党派，甚至是中立的基督教民主党（这让中间派大为震惊），接管智利的大学，并任命军队指挥官为大学校长。后来手握大权的军政府成员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出现很偶然，他并未参与政变前的谋划，只在最后关头加入这场政变。政变发生的前几周，智利陆军对时任参谋长施压并促使其辞职，因为这名参谋长对军事政变持反对意见。默认情况下，皮诺切特成为新一任陆军参谋长，号令圣地亚哥地区的陆军部队。那个时候，皮诺切特已算是年事较高了（58岁）。智利国内的其他陆军将领和武装部队司令都认为自己很了解他们的这位同僚，收集过有关皮诺切特的大量信息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认为自己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皮诺切特的评价是：沉默寡言、举止温和、为人诚实、无害、友好、勤奋、务实、虔诚、朴素，是一名尽职且包容的丈夫和父亲，除军队、天主教和家庭以外，没有其他兴趣—简而言之，他不像是一个会领导政变的人。军政府本身的设想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领导者轮流执政的平等型委员会。他们在一开始选择皮诺切特作为首位领导者，主要因为他是最年长的一位，并且是国内武装部队中最大分支（即陆军）的参谋长，可能还出于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致的看法，认为皮诺切特不具有威胁性。当军政府接过智利大权的时候，皮诺切特自己也曾宣布领导者之位会进行轮换。可是，到了皮诺切特应该结束任期的时候，他食言了。皮诺切特不但没有下台，还成功地利用自己创建的秘密情报机关对军政府里的同僚进行恐吓。军事政权班子的事情千头万绪，经常会存在不同的观点，不过通常皮诺切特都能如愿以偿。无论是皮诺切特的同僚，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未曾料到他的冷酷无情和强势领导，以及对权力紧抓不放的实力—与此同时，通过国有媒体平台，皮诺切特还继续展现出一个慈父和定期去教堂的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形象。不了解皮诺切特这个人的角色，我们就很难理解年9月11日之后发生在智利的暴行。就好像是希特勒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皮诺切特作为宏大背景的一部分，在智利的历史进程中刻下了其作为国家领导者的个人烙印。他甚至比阿连德更令人费解。我在上文提到过人们对阿连德的所作所为的两种解释，但关于皮诺切特的残酷统治，我没能找到任何可信的解释。正如一位智利朋友告诉我的那样：“我难以理解皮诺切特的心理。”军政府在夺权之际便对阿连德所在的人民团结阵线的领袖，还有其他被认定的左翼分子，比如大学生，以及著名的智利民谣歌手维克多·哈拉展开了围捕行动，目标是从根本上铲除智利的左翼倾向。在最初的10日内，数千名智利左翼分子被带到圣地亚哥的两个体育场，遭受严刑拷问和折磨，并被杀害。（其中，哈拉的遗体被发现漂浮在污浊的运河上，身上有44个弹孔，手指头被一一斩断，他的面容也遭到损毁。）政变发生后的第5周，皮诺切特私自派遣一名军官前往智利的各个城市巡视，将军队还未动手处理的政治犯和人民团结阵线的政客通通解决掉，这次行动在后来被称为“死亡大篷车”（Cara-vanofDeath）。军政府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关闭议会，并接管高校。政变发生的两个月后，皮诺切特设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后来发展为智利国家情报局（DINA），这是一个国家情报组织和秘密警察部队的结合体。智利国家情报局的负责人直接向皮诺切特报告，后来成为智利主要的镇压机构。该机构因手段残忍而臭名昭著，其残忍程度超过了智利武装部队的其他情报部门。智利国家情报局建立了秘密羁留营网络，发明新的酷刑手段，让一些智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其中一个羁留营专门通过性虐待来获取情报。例如，情报局会抓住犯人的家人，以令人难以启齿的方式在犯人面前对其家属进行性虐待，还要用上啮齿动物和受过训练的狗。去圣地亚哥时，如果你承受能力足够强，而且不怕做噩梦，那么你可以去参观一个位于格里马尔迪镇（VillaGrimaldi）的羁留营，现在它已经被改造为一家博物馆。从年起，智利国家情报局开始在智利境外开展行动。最初，智利国家情报局在阿根廷投放汽车炸弹，智利前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和妻子索菲娅遇害身亡，原因是普拉茨曾经拒绝参与年的军事政变，皮诺切特把他视为潜在威胁。智利国家情报局随后开展了一系列被称为“秃鹰计划”的国际政府恐怖主义行动，召集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最后还有巴西的秘密警察头目一起开会，就跨境搜捕流亡犯人、左翼分子和政治人物开展合作。数百名躲藏在其他南美洲国家和欧洲的智利人被抓住并被杀害，还有一名遇害者当时在美国。这起事件发生在年的华盛顿特区，事发地点距白宫仅14个街区，智利外交官（阿连德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奥兰多·勒特里尔还有他的一名美国同事因一枚汽车炸弹而丧生。正如我此前所言，这是在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大陆上已知的唯一一起美国公民遭外国恐怖分子杀害的事件。到年，皮诺切特政府已拘禁13万智利人，这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1%。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到释放，智利国家情报局和其他的军政府代理机构还是谋害了数千名智利人（大部分不到35岁），或者让他们“消失”，此外还有4名美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公民也因此遇害。这些遇害者在临终前通常会遭到虐待，至少那些施虐者的部分目的是从遇害者口中获取信息。然而，不太明确的一点是，这些施虐者在多大程度上纯粹是为了追求施虐的快感。和我就此进行讨论的智利学生认为，二者都是动因。大约有10万人逃出智利，其中许多人再未归来。我们不禁想弄清楚，一个前民主国家是如何堕落到这样一种状态的，这场军事政变在持续时长以及遭受折磨和被杀害的人数上远远超过了以往智利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军事政变。部分原因在于，在阿连德的统治下，智利极左翼分子加强武装，右翼分子则威胁称“雅加达（屠杀）即将到来”，这导致智利国内的极端化程度不断增强，暴力活动不断加剧，政治妥协的局面崩溃。阿连德在马克思主义政权设计以及与古巴的联系上比以往的智利左翼政府走得远得多，这让军方感到恐惧，并准备好采取预防性措施。据和我聊过的智利人说，另一部分原因和皮诺切特本人有关，尽管他看上去很普通，且不遗余力地为自己打造出一个仁慈、虔诚的天主教老人形象，但实际上他绝非常人。很少有文件能直接证明皮诺切特和那些伤天害理的行为有关，可能最接近直接证明的一次是他下令派遣那名军官去执行“死亡大篷车”任务。直到今天，智利的许多右翼分子还坚定不移地认为，皮诺切特本人没有下达执行酷刑和处决的命令，真正下令的是其他的军官和领导者。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皮诺切特固定地每日或每周和他的秘密情报局局长见面，如果他没有发出明确的指令，智利国家情报局和其他许多的智利军职人员怎么可能例行公事般地对犯人施以酷刑。在这种意义上，皮诺切特和希特勒一样，都被看作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恶魔领袖。然而，我们不能把智利军方犯下的全部罪行都推给皮诺切特一个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曾亲自对任何人开枪或施虐。全盛时期的智利国家情报局拥有超过名雇员，这些人每天的工作就是严刑审讯，施展酷刑，还有杀人。我的意思不是说大部分智利人都特别坏：每个国家都生活着数以千计的反社会分子，只要接到命令，甚至只需要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犯下恶行。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曾被收监入狱，哪怕是在总体而言不那么可怕的国家，例如英国或美国，不幸在此期间曾遭到监狱看守人员和执法人员的虐待（这还是在他们并未收到明确指令要对犯人施以酷刑的情况下），那么你们就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收到对犯人施以酷刑的明确指令，他们将会做到何种程度。扫码成为“历史学人”读者公告：以下如有所谓“相关阅读”，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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