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最大问题，就是钱的问题，就是财政的问题。财政做好了，政府的事情就好做了。而财政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的问题。无论是美债、日债，还是欧债，问题的实质都是可持续性。只要可持续，就不是问题。不可持续，就成了问题，就成了危机。像希腊，因为债务问题，国家、经济和人民陷入万劫不复，都八年了，仍看不到走出危机的希望。
财政出问题，一般都以为发展中国家为多。欧债危机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意大利、法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也有可能被债务拖入危机。
但还是发展中国家居多，尤其南美。
有个笑话，其实很精辟。说的是一个南美华侨，娶了一位当地女子，结果亦喜亦愁。喜的是，南美女子风情万种；愁的是，此女每月工薪到手，便立即坐立不安、百爪挠心，直到手中最后一分钱花光，才会恢复往日的宁静。
这其实是南美人整体的风格，不仅女子，男女老少皆如此，是一种重消费、轻储蓄的文化，比消费主义的美国还要厉害。
南美财政出问题，不是因为债务，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债务。如果本国重储蓄，财政出现赤字，大可不必到美债市场上去筹钱，像日本人一样找本国人借就可以了。债务重了也没关系，找央行一借，顶多酿成个通货膨胀，债务却可因之大大减轻。这是各国政府都通晓的债务货币化招术。
所以，本地债务危机从来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危机，正如流动性危机从来不会成为真正的危机一样。
所以，南美财政出问题，不是因为债务，而是因为本国没有储蓄，政府、银行、企业和私人都只能借外债。外债是无法用通胀法冲销的，而且如果汇率暴跌，偿债负担还会翻倍。
阿根廷等国，其实都是这样栽的跟头。
智利与阿根廷一山之隔，嗓门大一点的，都不用打电话就可以与邻国聊天。阿根廷和其他南美国家（墨西哥、巴西、乌拉圭等）在债务上摔的这些跟头，智利是非常清楚的。
智利从皮诺切特执政开始，实行了最原汁原味的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在财政方面，一直奉行最小政府和最低税收的原则，将政府开支降至尽可能的低，税收相应可以尽可能的低，从而鼓励生产和投资，尤其是外国投资，实现经济增长，这样反而可以增加总税收。
这是原则。实践中发现，干扰因素太多。最大的干扰因素，就是周期性因素。
智利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铜钼生产国，有两个周期。一是经济周期，繁荣与萧条交替；一是大宗商品周期，牛市与熊市交替。就智利而言，两个周期经常是迭加的。
周期性因素如何干扰呢？具体说来，当铜价一路牛市的时候，政府从铜产业中获得的收入（占收入的两成）会一路上扬；经济繁荣的时候，政府从经济中征收的税入会一路上扬。
反之，铜价熊市，则政府铜收入锐减；经济萧条，政府税收锐减。
支出正相反。经济繁荣的时候，失业人数减少，政府社保方面的支出会减少；以公共投资刺激经济的必要性也没有。所以，经济繁荣期，政府收入大增、支出则可以减少。此时积攒财政盈余并用以减少债务，是最有条件的。
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人数增多，政府社保支出自动增加；因私人投资、消费低迷，政府以公共支出和投资刺激经济很有必要。所以，经济萧条期，越是政府收入减少，越需要政府增加支出。
所以，精明的政府理财者，在繁荣期应该缩手缩脚，尽可能把每一分钱攒下来，或减少债务。这样，在萧条期，政府实现积极财政政策才有空间。
道理谁都懂，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南美的政府，基本上就像南美的女子一样，手里有钱便百爪挠心、坐立不安，不花完最后一分钱，就无法恢复正常。委内瑞拉的Chaves、巴西的Lula、阿根廷的Kirchner，在大宗商品牛市、天上直接掉馅饼的好日子里，不仅没有缩手缩脚，反而大把洒钱，以工资、福利、补贴和政府扩容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收买选民，将自己的支持率推升到天上。
结果，当天下不再掉馅饼、大宗商品带来的滚滚财源断绝，他们才发现，这十年好日子里，国库竟没有攒下分毫余粮。而国库外，是无数张嗷嗷待哺的嘴和被看似无穷无尽的好日子吹大膨胀的欲望。
收入是顺周期的，经济好则好，经济不好则减少。
支出不然，尤其是南美过惯了好日子的选民。工资、福利、补贴、公务员，哪都不能动？
谁敢动，就会被罢工、游行、示威、暴力赶下台。
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拉美最大的几个经济体都是相同的经历，相同的下场。
理性的政府理财术，怎样才能摆脱经济周期和民粹政治的干扰，以“丰年”之有余，补“歉年”之不足？
智利的答案就是：机制化、法律化。
智利是货币主义的模板和优等生。货币主义的代表MiltonFriedman曾经说过，总体上看，人们消费多少，取决于常态收入（PermanentIn 比如工薪层，其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其工资，而不是炒股所得或房价上涨这些“纸上”财富。
智利对此深信不疑，并将其作为财政政策的最高原则。即：政府支出，取决于政府的常态收入（PermanentRevenue），而不是经济周期、大宗商品带来的天上馅饼。
对智利来说，常态收入分两块。一块是政府常态增长下的常态税收；一块是铜价常态价格下的常态收入。
什么是常态增长？就是剔除周期性因素后经济的自然增长率，也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潜在增长率。比潜在增长率高或低，都是非常态的增长。
经济如果以潜在增长率自然增长，这时候政府获得的税收就是常态税收。
铜作为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之一，价格的波动是剧烈的。政府不愿被铜的短期涨跌所左右，更重视铜价的中期走势，以铜的中长期价格作为常态收入。
为防止政治因素干扰，智利专门设立了两个专家委员会。一个专门评估和决定常态增长率和常态税入是多少；一个专门评估铜的中长期价格和卖铜收入是多少。
专家评定了常态收入，按照Friedman的理念，这时候才能考虑支出。通常，支出不能超过常态收入，是真正的量入为出。只不过，这个入，不是实际的收入，而是专家评定的常态收入。
这就好象一个消费者，他的工资收入是每年10万。他的支出基本定为9万。即使那一年他多发了5万的奖金，或炒股赚了20万，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支出计划。这是一个理性消费者的消费术。
智利政府就是这样理财的。他决定当年的支出，是看这一年的常态收入和铜的中长期价格，而不是看这一年的实际收入和铜的当期价格。
所以，在上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牛市中，智利每年的实际税收和卖铜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专家评估的常态收入和中长期价格，但智利政府确定的支出规模，却严格按照常态收入的规模确定，并没有因实际收入暴增而冲昏头脑、大把花钱。
多出来的钱，基本都存入一种类似于平准基金的主权财富基金。用途就是一个：当经济萧条的时候，这些钱就排上用场了。
太精明了。在日子好过、钱多的时候，支出不暴涨；经济不行的时候，再把攒下的钱拿出来，确保支出不暴跌。财政的平准基金，就像股市的平准基金一样，确保支出既不暴涨，亦不暴跌，缓冲了危机对经济、社会和民生的冲击。
在大宗商品连续牛市的那几年，智利政府和专家们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评估铜的中长期价格时，民众普遍认为，铜将长期保持高价，而专家们则认为，铜的高价是暂时的，中长期看必然回落。所以，专家给出的铜常态价格远低于市场现价，所确定的政府支出规模也就远低于民众的期望。但政府却因此攒了巨额的财政盈余在手。
几年后，铜价暴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政府出手的时候，政府不慌不忙地拿出了财政余粮。民众和市场感激涕零：还是政府高呀！
之前因拒绝民众增支要求、民望跌到20%的女总统，民望直线上升到80%。
在民粹面前，智利以眼光、纪律和领导力赢得了民心。
以常态收入，定常态支出。财政的平准基金，慰平财政的周期。智利国虽小，理念不小，值得包括泱泱大国在内的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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