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古城区七河镇共和村（以下简称共和村）之前，我们就听说这个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都很和谐，兼语现象很普遍，值得调查。到实地作了深入调查后，我们调查组发现了许多有关语言和谐深层次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提升认识，看到共和村确实是一个稳定的、有深层意味的语言和谐的村子，其形成有其内在的、历史的成因，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有代表性的语言和谐范例。下面是我们调查组在实地调查后写出的调查报告。
一、共和村——充满民族和谐的共融区
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语言生活特点，是由该地区的社会人文特点决定的。所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共和村管辖地区的社会人文概况。
（一）一个以纳西为主、兼有汉白民族的民族和谐区
七河镇位于古城区南端，距离丽江市古城区17公里。东临金沙江与永胜县隔江相邻，南面是古城区金江乡及大理州鹤庆县，西与玉龙县相接，北与古城区金江乡相连。全镇土地面积.3平方公里，辖共和、新民、七河、三义、五峰、金龙、龙潭、羊见、前山、后山等11个村委会，个村民小组。总人口达人（年）。
共和村是七河镇最大的一个村，是镇政府所在地。共和村下辖中心一、二、三组，东关一、二组，西关一、二、三组，胜利，太平，瓦窑，华丰一、二、三组，木光一、二、三组，道生，勒马，南溪一、二、三组，套同等23个村民小组，共户，人。
共和村的居民主要是纳西、白、汉三个民族，不同民族分寨而居。每个村寨以一个民族为主，夹有少量其他民族。这是共和村民族分布的一个重要特点。全村以纳西族人口为最多，除了太平小组为白族，木光一、二、三组部分村民为汉族外，其他各村民小组皆为纳西族的小聚居村。
在共和村这个多民族的聚居区，不同民族和睦共处，互帮互助，互相通婚，构成了一幅民族团结、和谐的生动画面。
村子之间频繁的交际往来，维系着纳西、白族及汉族之间亲密的民族关系和语言关系。共和村村民之间的交际来往主要是集市贸易、请工帮工、婚丧嫁娶、亲朋好友来往等。多年以来，该地区一直保留逢一、六为集市的传统，近在共和村的村民，远至鹤庆的汉族、白族商人都会来到集市上进行贸易。在集市上，人们采购生产、生活用品，或者销售一些自己加工、生产的产品，如村民自己种的时鲜蔬菜、大米，或自己加工的豆腐、凉粉等。农闲季节，村民常常到附近的砖厂打工，或到城里做一些临时工。村里也有一些工匠、木匠被请到其他村子盖楼、装修房子，与其他民族接触往来。村子之间居民的联系也很频繁。特别是多年来的通婚关系，形成了密切的亲戚关系，无论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是互帮互助，都交织形成了一张时有往来的联系网。
（二）一个与时俱进、蒸蒸日上的经济繁荣区
共和村总面积60平方千米，有耕地亩，其中水田亩，旱地亩。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蚕豆、大麦、小麦、玉米等，烤烟是经济作物。近年来已开始推广种植大白菜、青蚕豆、甜糯玉米、豌豆等蔬菜作物。养殖是村民增收的另一重要手段，主要养殖肉猪、母猪、牛羊、鸡鸭。除了种植、养殖外，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外出打工。
这里的纳西族、白族，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汉族相当。年，共和村人均纯收入达元。我们调查组所到的村子，只见路面平整、房舍整洁。几乎每家每户都新盖了楼房，家家都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电，沙发、衣柜等家具一应俱全。很多家庭购置了农用车、旋耕机、电动喷雾器等，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我们来到太平村村民李永红家时，只见村民正在准备将烤好的金黄的烟叶运回家。尽管阴雨连绵，村民们活计辛苦，但他们在干活之余都谈笑风生，表现出对如今美好生活的满足感。村民范云娥告诉我们，现在农村生活条件变好了，一日三餐不仅能吃饱，菜品也十分丰富。一家村民的墙上洋洋洒洒地写着“谈笑人生”四个大字，反映出村民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精神生活洋溢出的幸福感。
共和村靠近丽江城区。丽江是一个旅游城市，旅游服务行业发展空间很大，这为共和村村民提供了很多外出就业的机会。共和村不少村民投身于旅游、服务行业之中。就业选择的多样化，既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入，也拓宽了村民的视野，还对他们学习外族语言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七河镇的休闲农庄共和村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村内都有了平坦坚实的水泥路，甚至田间也修起了宽敞的便道。丽江到昆明的火车途经七河镇，沿着东山山脚直达丽江。年，三义飞机场的机场高速公路建成，这条高速路由北向南，贯穿共和村23个村民小组，既给共和村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条件，也为各村居民的交际往来带来了方便。
（三）一个包容开放、多元交融的文化共融区
共和村不同民族的婚姻、宗教、文化等社会人文特点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和个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的特点，制约着民族关系和谐互补的发展方向。
共和村教育基础完善。现有古城区第二中学、七河中心完小和七河中心幼儿园三所学校。村内小孩多在当地完成学前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高中则要到县城上。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得到认真落实，已基本实现学生营养餐的供应。初中学生巩固率较高，毕业生约90%会选择继续接受教育。除了上普通高中，有些学生还会选择职高、民族中专以及一些职业学校。学校师资来源主要是本地人，其中少数民族占很大比例。如七河中心完小的教师有18人，其中纳西族10人、白族5人、汉族2人、彝族1人。古城区第二中学一共有教师57人，为白族、纳西族和汉族，其中白族教师占了一半。
我们看到，在当地一些学校，从小学三年级起，开设纳西母语课（包括东巴文），每周一次。少数汉族和白族学生也参加该课程。这对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以及贯彻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纳西族和白族的传统服饰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纳西族的“披星戴月”服饰，身着前长后短的大褂外加坎肩，系百褶围腰；白族服饰崇尚白色，体现“以白为贵”的传统。但现在不同民族的服饰界限逐渐淡化。东关村李红润告诉我们，共和村村民除7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还着民族服装外，服饰都与汉族无异，节日庆典时也不穿民族服装，甚至年轻人结婚喜于选择婚纱。
多民族多元文化交融在建筑上有了鲜明的反映。当地民居巧妙地融合了白族、纳西族以及汉族的建筑理念，无论是在建筑风格还是建筑艺术上，都有多元交融的特点。共和村不同民族的民居风格高度趋同，多取“三坊一照壁”的风格，即由三面双层楼房加照壁或围墙组成。照壁上绘有花草、瑞兽等图案，再配上诗文，显得清新典雅，充满了文化氛围。这种充满文化气息的建筑风格，显示了纳西族、白族在文化生活所达到的文明度。在共和村篮球场观看演出的人们
民居多为土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土木结构多被石木结构或砖木结构代替。以石为基，青砖或石头为墙，上筑平衡稳固的木屋架，木屋架以瓦为盖，整幢楼房实用、稳固且不失美观。主楼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主楼正中一间称为堂屋，堂屋装有六扇雕刻精致的木门，平时只开两扇，只有红白喜事才全开。主楼二楼中间一间用于设供桌、摆放祖先牌位及供品等。
共和村纳西族、白族村民的饮食习惯与汉族无异，喜食大米、面食。每天吃三餐，早上起床后吃早餐，多以面食为主，如馒头、面条等，也有人吃米饭、米线、饵丝等。午餐在十二点到一点，晚餐为七点左右，以米饭和蔬菜为主。当地还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如吹肝、猪肝醡、米血灌肠和江边辣等。
纳西族、白族有自己的传统民族节日。如与藏缅民族共有的火把节，纳西的“三多节”（共和村白族多称“二月八”）等。纳西族的火把节过得较为隆重，村民们多会将火把插到田里，以期来年粮食满仓。“三多节”是丽江地区较受重视的节日，现已作为丽江地区法定节日，并规定放假一个星期。白族的“二月八”，人们三五成群去野外踏青游玩或“打平伙”。
但纳西族、白族还过汉族的节日，如春节、中秋、中元等。春节过得较隆重，从腊月杀年猪、制作当地美食、购置年货，到二十四打扫卫生，大年三十贴春联、大年初一吃汤圆、上坟，初二开始走亲访友，到十五逛庙会等，都与汉族趋同。中秋节常备各类坚果，并制作月饼，晚上全家围坐在一起吃饭、赏月。中元节（当地居民称“鬼节”或“接祖节”）是当地居民另一个重要的节日，但不同民族选择的日期不同，一般都在七月十五前后。白族在七月初十接祖，这一日请亲戚朋友到家里做客；纳西族在七月十三过；汉族则在七月十五过。
从上述节日庆典活动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自己节日及文化的固守，也能从中窥见纳西、白、汉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当地居民对婚姻普遍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不同民族组成的族际婚姻家庭在共和村比比皆是，婚姻观念中的民族界限呈模糊状态。不同民族之间都可以自由通婚，并且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太平村白族村民李万年老人，他的三个子女分别娶了或嫁了汉族、纳西族，在他看来，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询问他对族际婚姻的态度时，他的回答是“顺其自然，只要孩子喜欢，就可以。”20世纪60年代，木光村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村子，经过多年的通婚，木光村村民中已有很多纳西族和少量白族，变成了一个多民族杂居的村子。村民洪学胜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族际婚姻家庭，他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白族，其民族成分是汉族，洪学胜后来娶了纳西族的妻子，并将儿子的民族成分也改为纳西族。东关村大门上述调查的材料显示，共和村的经济生活已向小康迈进，各民族安居乐业，过上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多元互补；族际婚姻顺势增长，婚姻的民族界限逐步淡化。这一切，都为该地区的民族和谐、语言和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共和村——语言和谐、互补的多语区
语言和谐是指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不同语言（包括不同的方言）在使用中各就各位，和谐共处，协调有序；在和谐中各尽其责，共同发展；既不相互排斥或歧视，也不发生冲突。语言和谐虽然是个浅显易懂、易被接受的概念，但人们却不容易有理性的认识，往往理不清、说不通，只停留在表面认识上，不易从理论深度、历史角度来分析论述客观事实。
（一）语言和谐面面观
共和村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际中，互相学习，互帮互助，在经济、文化和语言上水乳交融，构成了一幅民族团结、和谐的画面。我们课题组经过入村入户调查，从大量的事实中认识到，共和村的语言生活是和谐、互补的，属于语言和谐类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到共和村的语言和谐。
1.从母语和兼用语的使用情况看语言和谐
共和村不同民族语言使用的基本特点是：全民稳定使用母语的同时，大多能兼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母语和兼用语在使用功能上形成有序的互补。
我们选择东关、木光和太平村三个村子作为个案，分别对纳西族、汉族和白族的母语和兼用语使用情况进行了量化统计。根据该地区的语言使用特点，我们将村民语言能力的测定标准分为“会”与“不会”两级。表1是三个村子的村民母语和兼用语使用情况。
表2显示了共和村三个个案的纳西族和白族，会母语的比例都在99%以上，属于全面高度稳定使用母语型。各民族对自己的母语都充满了异常热爱的情感，而且在使用中洋溢着自豪感。同时，他们也能尊重其他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从不有轻视或排斥的意味。
兼用语使用情况是：兼语现象普遍。纳西族和汉族都是双语型，纳西族是“纳西——汉”双语型，汉族是“汉——纳西”双语型。纳西族在人的调查对象中，百分之百兼用汉语，属于全民兼用汉语型。汉族在人的调查对象中，人会纳西语，占调查总数的78.97%，属于大部兼用纳西语型。白族是“白——汉、纳西”三语型，在人的调查对象中，百分之百兼用汉语，属于全民兼用汉语型；人兼用纳西语，占总调查人数的92.20%，属于全民兼用纳西语型。如此高比例的双语或三语现象，如果不是对兼用语有客观需求和具备心甘情愿地学习兼用语的心理状态，绝对不可能做到。我们在调查中访问了许多人，问他们为什么能够对兼用语掌握得如此之好，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需要嘛”。这里的各个民族将语言的兼用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而且为自己能够兼用别的语言而感到自豪。
在家庭内部甚至村子内部，母语是主要的交际用语。在村民看来，如果在家庭内部或同村的人用其他语言交谈，是不礼貌的行为。外出工作和学习的人回到村里，也说母语。如东关村村民和旭秋现在昆明上大学，但回到村子里依然使用纳西语。除此之外，嫁进本村的本民族媳妇，也会用母语与本村村民交流。如太平村李劲松的爱人是金山白族乡的白族，虽然两地白语的语音略有不同，但嫁入本村后，她依然使用白语与村民交流。
不同村子同一民族之间进行交际时，倾向于使用本民族语。如共和村委会罗主任是华丰村的纳西族，和主任是中心村的纳西族，二人在平时的沟通交流中都是用纳西语。这样的现象在该地区十分普遍。
不同村子的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际时，村民需要寻找共同语来完成交际。对共同语的选择主要基于该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和地位。在共和地区，汉语是通用语，而纳西语是优势语。因此，当纳西族村民和汉族村民进行交流时，会出现纳西族村民使用汉语的现象，但汉族村民使用纳西语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瓦窑村村民和自力是当地纳西族，在遇到汉族时，根据对方的纳西语程度，选择使用不同的语言交际，如果对方的纳西语较好便用纳西语，否则用汉语。
总之，共和村各民族村民在对待母语和兼用语的使用和关系上，语言和谐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特别是汉族大多能兼用纳西语，部分也能兼用白语，这是难得的现象，是值得称道的。
2.从不同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功能互补看语言和谐
该村不同的民族语言，由于社会特点及语言特点的不同，各自在社会交际中具有不同的使用功能。共和村纳西、白、汉三种语言作为该地区主要的社会交际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实现了功能互补，满足了各民族村民在不同场合的交际需求。这是该地区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一大表现。
在面向大众的广播、电视等媒体中，汉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中央、省级的电视台外，当地电视台也主要使用汉语播放。丽江当地的广播电视重视使用纳西语播送节目。资料显示，年，丽江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正点新闻纳西语节目，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电视台开设纳西语一周要闻回顾。年，丽江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纳西语广播剧配音演员进行纳西语培训；丽江市文广局农村电影管理站组织译制两部纳西语版影片《黄河绝恋》和《暖春》。年，丽江市文广局农村电影管理站译制四部纳西语版影片《功夫》《霍元甲》《无影剑》《情癫大圣》和教科片《防治艾滋病》。年，玉龙县电视台开播《学习东巴文》栏目。市文广局译制两部纳西语版影片《宝贝计划》和《鬼城碟电》、一部教科片《实用光转农膜》，一部时事片《十七大新闻联播》，一部法制片《丽江古城管理条例》。[1]
在七河镇政府、卫生院等机关单位，汉语和纳西语是主要的交际语言。在政府机关，办公人员之间主要用汉语交流，开会、宣读文件等也用汉语。在面向人民群众时，机关人员同样也倾向于使用汉语，有些当地的机关人员则偶尔使用民族语。在卫生院，医生使用当地汉语方言询问病情，面对年龄较大、理解汉语存在困难的老人，使用纳西语作为辅助。
在共和村，逢一、六为集市，几乎当地的各民族都参与到集市贸易中。在买卖的过程中，纳西语、汉语是主要的交际语言。由于集市上参与贸易的人大多来自附近村落，大家都互相认识，因此便使用双方都熟悉的语言进行交易。而来自外地的商贩，大多是鹤庆的汉族或白族，因此交易时村民倾向于使用汉语。观音峡景区坐落于共和村
木光村村民洪学胜家是一个典型的多语互补的家庭。洪学胜是汉族，因母亲是白族，会一点白语。妻子是纳西族，儿媳也是纳西族，洪学胜家里人都会说汉语和纳西语，他们之间交流有时候用汉语，有时候用纳西语。“我和妻子交流，两种语言都说。我儿子和我说纳西语的时候多。我儿子和他妈妈常说汉语。我儿子和儿媳两种语言都用，用纳西语的时候多点。我孙女再过一个星期才满两岁，但是汉语、纳西语会听会说了。”从洪学胜对家里的语言使用情况的描述来看，在洪家日常生活中，纳西语和汉语在使用功能上互相补充，和谐并存。
太平村李万年家是一个典型的三语家庭。李万年是白族，后娶了来自大理鹤庆的白族，女儿招了木光村的汉族上门女婿。家里除了媳妇不会纳西语外，李万年自己和女儿、女婿都会纳西、汉语和白语三种语言。他们在村寨和家庭内部，主要使用白语交流，而在其他场所，都是“遇汉说汉，遇白讲白，遇纳西用纳西”。
到该地区后我们看到，共和村的语言和谐不只是语言的普遍兼用这么简单，而是几种语言在语言使用功能上互相补充，形成密切不可分的整体。该地区三种语言的通用度是：汉语纳西语白语。在这里，决定这三种语言通用度的因素主要是使用人口的多少。虽然三种语言在该地区的通用度不同，但处于弱势的语言并没有因此而明显衰退，强势语言也没有出现代替其他语言成为该地区的单一用语的趋势。反之，三种语言在各自的交际领域内稳定使用，共同满足当地村民在不同交际场所的交际需求，呈现出和谐共生的画面。
3．从语言影响看语言和谐。
语言和谐的机制有助于共和村的汉语、纳西语和白语之间长期互相影响、互相借用。特别是纳西语和白语，其语音、词汇和语法受汉语的影响很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纳西语和白语的原有词汇已不能满足日常的交际需要，必须从汉语词汇中吸收养分来丰富自己。纳西语和白语吸收汉语词汇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借入白语和纳西语里没有的词汇。如“电脑”、“电视”、“电饭锅”、“电磁炉”、“旋耕机”、“烤烟”、“化肥”、“停车场”等词汇。这些词汇在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为了交际需要而被借入。
二是白语和纳西语词汇中虽有，但为了使用汉语借词更经济或方便借入汉语词汇。如数词、部分名词和形容词等。共和村村民在说电话号码、日期、大的数字、地名以及一些形容词时，往往用汉语代替。
调查组在共和村委会做调查时，听到村民跟村委会和主任用纳西语交谈时使用了下列汉语借词：“48万、停车场、零数、整数、严严实实、语言、参考、当兵、合同、盖章、十三号、联系、电话号码”等。而太平村白族村民李万年与我们调查组的一位白族成员交谈时，汉语借词用得更多，有“文化、冰棒、水果、80岁、白族、粮食局、共产党、汉话、一般、文盲、初中毕业、讲、百分之百、交流、个别、特殊、名称、通话”等。在以上汉语借词中，有的是因本语没有而借入，有的则是本语有但也借入。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借词进入白语和纳西语后，不仅成为白族和纳西族村民日常交际中不可缺少的词汇，有些借词甚至成为基本构词成分，创造出更多的词汇。如汉语的“肝”借入白语后，与白语的“猪”、“鸡”等词汇相结合，构成了“猪肝、鸡肝”等半本语半借词的词汇。
来到共和村做调查，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纳西族和白族在说话时都有很多汉语借词。特别是白语，整个句子几乎有一半以上的词是汉语，可是一句话连起来，却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正如当地人所说“白族人把汉语说得让人听不懂”。原因有三个，首先，汉语借词进入白语后，其韵母和声调根据白语特点发生变化，从而与白语融为一体。其次，很多借词是不同历史时期借入的，其语音保留了古汉语的特点。再次，白语的语法特点与汉语不同，即便是汉语借词进入了句子后，也带有白语的特点。
在语言接触与语言影响的过程中，不论是纳西语还是白语，都以自己的语法为内核，广泛吸收汉语词汇元素来充实自己，并对汉语借词进行改造，使之能够融入自己的语言，以满足正常的语言交际需要。
4．从语言态度看语言和谐
在该地区，纳西族、白族和汉族村民都能互相尊重并乐于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成分来完善自己，反映出一种开放、包容的语言态度。
在共和村，每一种母语都能受到尊重并能自由使用，村民适应需求选择语言进行交际，纳西语、汉语和白语三种语言，成为当地互补的语言工具。我们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纳西族村民与汉族村民刚用流利的汉语进行交流，过了一会儿又改用纳西语；一个白族村民跟身边的孩子用白语进行交流，路上遇到纳西人就用纳西语打招呼，遇到汉族便用汉语，语言的转换便捷、自然。在村民们看来，不论使用何种语言进行交际都是能接受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能无障碍地沟通。
近年来，丽江地区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播，纳西语作为当地的通用语，在推广文化的过程中起了媒介作用。当地电视台经常播放一些纳西语配音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深受该地老百姓包括汉族和白族群众的喜爱。纳西语配音电视节目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当地居民对纳西语的认同分不开。当地汉族、白族村民几乎人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纳西语，加上对纳西文化的崇敬和认同，自然也就容易接受纳西语配音节目。
村民对于下一代学习、使用什么语言也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村委会和主任与爱人都是纳西族，对孩子开始学习什么语言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主任想教孩子学习纳西语，原因是认为纳西族学习纳西语是正常的，这种传统应当保留，而且有学习纳西语的大环境，孩子容易学会；和主任的爱人却主张学习汉语，认为这有利于孩子以后的学习和沟通。从这里可以看到，多语地区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语言冲突与竞争，这样的例子在共和村时能见到。在多语地区，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竞争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共和村，这种冲突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结果，即孩子通过调整两种语言的使用，最后学会两种语言。不同语言的冲突在孩子身上得到化解，实现语言的和谐。每一个村民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语言竞争与冲突，但经过调整最终都掌握了多种语言，取得语言的和谐。而这种成功的调整，是由当地开放、包容的语言观念决定的。
（二）语言和谐的成因
共和村语言和谐的多语生活，有着其深层的现实条件和历史底蕴。深入挖掘形成语言和谐的成因，对于了解语言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1.民族和谐是语言和谐的前提
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第一特征。民族关系如何，对语言是否和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共和村和谐的多语生活，是以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为基础的。
纳西族、汉族和白族这三个民族在共和村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生产生活，形成了一个相互交融的整体。在共和村，我们见到三个民族的民居、日常服饰、节日庆祝等方面都高度趋同，不同民族之间界限模糊，交际往来频繁，通婚自由。民族关系十分和谐。虽然各自使用不同的语言，但民族和谐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尊重对方使用的语言和语言兼用来实现语言关系的和谐。
该地区的居民尊重其他民族，对其他民族持有接受、包容的态度。以纳西村子东关村的余金华等三家汉族为例，据余金华介绍，这三家汉族是从四川盐源迁入，迁入已有三代。在民族成分上，有一家保留汉族，两家改为纳西族。迁入后，他们渐渐学会纳西语，饮食文化、风俗习惯都与当地纳西族无异。当地村民已完全接受了这三家汉族，并把他们看作纳西族。这几户汉族受到尊重，以至于有一家汉族迁回原籍后，又将女儿嫁回本村。
太平村北边土质好，交通便利，多年来办起了多个烧制砖、瓦的作坊，作坊的老板多来自四川、浙江等地。这些作坊就近请当地村民来帮忙，纳西族、汉族和白族村民，与老板坐在一起，一边拉家常一边辛勤劳作，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构成一幅多民族和谐的画面。
纳西族、白族和汉族在历史上早就频繁往来，在文化上互相交融。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使当地各民族心态开放，包容性强，并愿意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以发展完善自己。发展至今，该地区已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进入共和村调查多日，我们看到当地居民多着汉装，只有个别老人穿民族服装。每逢节日要进行文艺表演时，共和村不论纳西族、汉族还是白族都选择穿纳西服装，表演纳西歌舞。当地建筑多是“三坊一照壁”格局，当问及源自哪个民族时，村民们有的认为是纳西族的传统，有的则说是来自大理白族的建筑风格，但不管是源自哪里，当地居民都乐于采用。
这种多民族团结的心理投射到语言上，表现为对对方语言的尊重，和自由选择使用多种语言。
民族和谐决定语言和谐，没有民族和谐，也没有语言和谐。该地区和谐的多民族关系，是当地语言和谐的重要前提
2．相互依赖决定语言和谐的需要。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独立的群体很难求得发展。共和村的村民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生产生活上互助互利，成为村民发展进步的需要。他们都希望在生活上变得宽裕，希望下一代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这种强烈的共同意愿，将当地村民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心理上互相尊重、互相依赖。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和情感上的维系，决定了该地区语言和谐的需要。
共和村的白族人口较少，村民们为了能使自己与当地村民在经济发展上获得平等优势，需积极调整自己的语言能力，全民成为兼用纳西语、汉语的多语人。如太平村村民李永红是白族，作为烤烟预检员，他在村里做预检时多用白语交流，而到勒马、瓦窑等纳西族村子便说纳西语，遇到汉族便说汉语。在问及学会多种语言的原因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白族在这个地区人口较少，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学会其他语言。比如今年招烤烟预检员，就要求会纳西语和汉语。我们只有学会多种语言，才能在生产生活上不落后于别人。”从这里我们看到该地区的多语生活与村民的发展需求密不可分。西关村的红军桥
共同的奋斗目标与心理认同，促进了民族和谐与语言和谐，同时，也使语言和谐成为共同发展的需要。
3.族际婚姻与语言和谐相辅相成
共和村族际婚姻家庭较多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村民对族际婚姻持认可、包容的态度，在当地村民眼里，婚姻是没有民族界限的。族际婚姻与该地区的民族和谐、语言和谐相辅相成。族际婚姻促进了语言兼用和语言和谐，而语言和谐又反过来推动了族际婚姻的巩固和发展。
族际婚姻为各个村寨之间打开了一道互相联系、密切交往的通道。其他民族的嫁入，意味着另一种文化、语言的进入。如此长期、持续地渗透，有助于本民族了解其他民族并逐渐生出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学习的态度。
如东关村的村民李红润是白族，年由太平村嫁入。在嫁入之前，李红润便基本能用纳西语交流，原因在于其奶奶是嫁进太平村的纳西族，从小她就跟着奶奶学习纳西语。嫁入后，李红润的纳西语越加流利，已与本村纳西族一样。而更有意思的是，婚后其丈夫和飞也能听懂一些白语，但不会说。两个孩子小时候由于经常回外婆家，能用白语进行简单的交流。长大上学后，因不大开口说，成了会听不会说的“半兼语人”。
族际婚姻的语言生活存在两面性。一是不同语言的接触与碰撞，带来的是语言的竞争；二是不同语言的磨合与和谐。族际婚姻的建立也意味着情感的建立和维系，其过程有助于消除语言竞争带来的冲突，实现互相尊重并学习语言、文化的语言和谐。族际婚姻将不同语言带入一个家庭后，不同的语言经过不断的碰撞和磨合，在家庭内部甚至村内得到协调与融合。而从每一个族际婚姻家庭延伸至整个地区，推动了语言和谐的发展。
总之，语言和谐的形成，不仅与当地和谐的民族关系、婚姻关系、民族心理息息相关，而且还受深厚的历史底蕴的制约。
三、共和村——各民族的语言和谐得益于深厚的历史底蕴
上文所描述的共和村语言和谐的现状，都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有其历史的因素。深厚的历史底蕴为共和村语言和谐的现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历史状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不论是纳西族、白族还是汉族，在历史上都有互相包容、互相学习的传统，而这种传统经过时间的沉淀，成为一种遗传因子溶于各民族的血液之中世代相传。
（一）历史上民族和谐源远流长
历史上丽江境内的各民族虽然偶有纷争，但各族人民间和睦相处的关系仍是主流。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各民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纳西族、汉族和白族人民在丽江、香格里拉、大理等地区交错杂居，一直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往来频繁。“茶马古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时期，是西南地区各民族经济贸易往来的走廊，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宗教、艺术交流的重要渠道。在滇西这段通道上主要活跃的是纳西、藏、白、汉等民族的商人。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等部分地区。木氏土司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政策，加强与不同民族上层人士的往来，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纳西族和其他民族的友好往来。历史上，曾出现不少纳西族融入其他民族的现象，当地人称之为“藏纳西”、“白纳西”等。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实行“军屯”、“民屯”政策，大量汉族移民涌入西南边疆地区，纳西、汉等民族友好往来，在纳西族地区和谐共生。
早在南诏时期白族地区就与内地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南诏的制度在一些方面是直接或间接仿自内地，内地先进的政治经济对南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理国三百多年间，白族人民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存在更广泛的交流。滇西白族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多条商道的必经之地。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商贸、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白族的族际交流，主要是与汉族、纳西族的交流。明代大批汉族移入白族地区，与白族通婚，形成了汉族白族化与白族汉族化的和谐局面。
（二）各民族文化互相认同、交融发展
纳西、白、汉等民族由于长期居住在一起，加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互相认同和交融发展。
历史上，儒家教育与汉文化在丽江地区已广泛传播。明清时期我国西南地区在中央王朝的支持下，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建立书院，兴办义学、社学，兴建新式学堂等。康熙三十年（年），任丽江府通判的山东曲阜孔子六十六代孙孔兴询，在丽江兴办府学，推行科举制度，使平民百姓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后来任丽江知府的杨馝、管学宣、万咸燕等人相继在丽江修建学宫，办书院，广设义学馆，聘请名师，使丽江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流官在丽江明确规定：“有子弟不赴学，严惩父兄者；又有百姓不赴学，究责乡保者。”至光绪末年丽江已建成雪山、玉河、天鸡三大书院，义学馆三十一所，不少人登科及第，出现了一些有较高水平的文人学士。[3]据光绪《丽江府志》记载，自年“改土归流”开科到清末共一百八十多年间，丽江纳西族中产生了翰林二人、进士七人、举人六十多人，还有副榜、优贡以及其他贡生二百多人。明清时期丽江古城内还产生了一些带有浓厚汉文化特点的社团，如明代木氏土司木青组织的汉文学社团“莲社”，清初由纳西族维新派诗人创设了“桂香诗社”。[4]丽江市古城区木府门口石牌坊上刻了“天雨流芳”四个大字，“天雨流芳”为纳西语中“去读书”的谐音，这一牌坊反映了纳西族人民积极学习汉文化的心理。
各种官学机构的建立，使元、明、清时期云南白族子弟能有机会解经明义，能有更直接的途径与汉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唐代的南诏文化主要源于晋、南北朝的爨文化，爨文化继承着滇文化，而滇文化受到了周、秦时期楚、蜀文化的影响。大理国时期，白族知识分子已学会使用汉文，用汉文翻译佛经和写诗词文章等。汉文化在白族士大夫知识分子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白族诗人、词客辈出。迁来的汉族中不少人在长期与白族人生活交流后逐渐学会了白语，与白族人互通婚姻。元、明、清时期，白族的优秀文化也传入到内地，融入到汉文化中，一些白族学者深入到内地讲学。他们在内地讲学或仕宦，使云南白族与内地在思想、文化上水乳交融，联为一体。
无论是纳西族还是白族，都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作为教材，加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在本民族中的传播。如今，丽江地区许多乡镇保留有清代建立的文庙、武庙、忠义祠等儒学建筑物。
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不同民族的音乐、舞蹈相互融汇。纳西族的古乐分两部分：一是白沙细乐，这是当年忽必烈攻打大理国途经丽江时，由蒙古族音乐结合纳西族音乐发展而来的；再就是道教音乐，即念诵道教经文时演奏的音乐，主要在明清之际由内地传入的，其本源是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经过数百年的流传成为纳西古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被誉为“音乐的活化石”。[5]纳西古乐的乐器有纳西族传统的直笛、芦笙、树叶、芦管，还有传自藏族的板铃、法鼓，汉族的二胡、琵琶、三弦等。流行于丽江纳西族地区的“麒麟蹉”，是在纳西族传统畜牧文化“牦牛蹉”的基础上吸收汉族麒麟文化形成的，麒麟取代了牦牛等纳西族的原有崇拜物，成了纳西族春节民俗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白族自创的古老剧种“吹吹腔”源于江南一带的弋阳腔，是在弋阳腔的基础上融合白族的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特点而成。“吹吹腔”的唱词和道白都用汉语，但其音乐具有与汉族完全不同的色彩。展示白族民族歌舞特点的霸王鞭，原是从中原传过去的。它是在60、70厘米长的竹棍上穿若干个金属片，随着音乐在身上拍打发出哗哗的声音。
从歌曲中，我们也看到不同民族的民族情谊。如茶马古道时期的纳西民歌《相会在一起》：“茶叶没有脚，茶叶没有脚。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西藏的酥油，一包捆五饼。经过马帮驮，来到了船边。茶叶和酥油，来到丽江城，两族两颗心，相会在一起。”藏族舞蹈《相会舞》的歌词中这样唱道：“东南西北五彩云，此次云头各一方，有福欢聚在蓝天。雪山泉草原河和山涧水，彼此源头各一方，有福欢聚在良田。藏族蒙族和纳西，彼此生长各一方，有福欢聚在舞场。”
图书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在大理国时期，白族人在原有天象知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吸取了内地的天文知识，从中原引进了专门讲历法的《集圣历》等书。元明清时期白族还从中原采购许多书籍。白族大本曲的曲本，有许多是由汉族历史故事改编而成的，如汉族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祝，在改编后的白族民间故事、大本曲、打歌中成了身着白族服装的“金花”、“阿鹏”。曲本的说白部分多用汉文书写，唱词部分则用白文记录。
白族一些优秀的工艺技术如造纸、雕漆、雕刻等，是在元代时传入中原的，促进了汉族漆器、雕刻等手工业的发展。白族还把建筑和制铁技术传到彝、纳西等地区，同时也吸取了彝、纳西等民族在建筑和制铁技术上的长处。大理崇圣寺三塔及剑川石窟既保留了白族的建筑风格，同时也吸收了佛教建筑的特点，是多元文化结合的艺术品。
在丽江地区，不同民族宗教互补共生。东巴教吸收藏、汉佛教和道教的教义、经典、法术等。汉传佛教约在明初传入丽江纳西族地区，先后出现了普则、圆空等高僧。佛教、道教传入纳西族地区后，多种宗教信仰在民间流行，祭祀东巴、巫师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在民间都各有影响。当地人请喇嘛、和尚、道士为新生儿取名，请和尚或喇嘛主持丧葬仪式，也有的请东巴、桑尼来举行法事祛除病痛。此外出现了诸教寺庙融合一体、不同宗教教徒同堂的现象，如古城区北门坡上建有一进两院的寺庙，前院为佛教的地藏菩萨庙，后院为道教城隍庙。丽江震青山脚的东山庙，殿堂正中供奉的是当地白族崇奉的本主东山老爷神像，此外还塑着猎神、药王、鸡神等神像。每逢庙会，来朝拜的纳西、白族民众络绎不绝。东巴教的轴幅神话——神路图中也糅合了汉传佛教、道教的精华，神路图中关于死后转世的观念受佛教的“三界六道”说的影响形成纳西族人对死后生命世界的理解，呈现出了多元形态。
著名的白沙壁画可谓丽江多民族宗教文化融合的艺术结晶。它是明代到清初三百多年间，先后由汉、藏、白、纳西等民族的画师们陆续创作完成，其内容不仅有汉族的释、道佛像，还有藏族喇嘛教的密宗佛像，创作手法不但具有纳西东巴画的特色，而且还吸收了汉族、藏族的绘画艺术风格。
本主崇拜是白族特有的一种宗教信仰。本主崇拜蕴含着丰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不仅仅反映在作为个体的人身上，同时反映了白族与汉、彝等民族之间和平共处和密切的文化交流。佛教和道教对白族也有较大的影响。本主、佛教、道教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成为白族宗教信仰鲜明和重要的特点。在白族地区，本主庙和佛寺、道观建在一起是较常见的。如佛教名山鸡足山上就有大量的佛教寺院和本主庙。白族的中老年人多在信仰本主的同时崇信佛教。如今白族妇女每逢庙会期间，还保留着吃斋拜佛的习俗。本主崇拜的人物中不仅有本族人，而且有许多外族人，例如诸葛亮、傅友德等。
（三）民众眼中的历时和谐
七河镇共和村各民族历史上的民族和谐，还能从民众的讲述中得到。在访谈过程中，当问及现时的族际婚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访谈者说不清楚具体时间，但是都说自己的爷爷奶奶辈就已经有白族找纳西族、汉族，纳西族找白族、汉族的婚配了。族际婚姻为家庭成员使用多语奠定了良好的语言环境。据村民回忆自己村子里的老人（上两代）已经存在不少兼用汉语或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现象。我们实地看到村里上至年逾古稀的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都能够使用本民族的民族语言和汉语。问及纳西族和白族、汉族什么时候开始往来，乡民们笑答：“交往时间就得追溯历史了，我们都不清楚是几代以前的事情。只记得各民族互相通婚、交往是允许的。”
纳西族文献材料中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关于纳西、白、藏族的故事。创世史诗《崇般图》中说：从大洪水中惟一幸免于难的人崇仁利恩在黑白交界处遇到了天女衬红褒伯咪，他们一见钟情。结婚三年后，在白蝙蝠和狗的帮助下，他们生下了三个儿子。起初这三个儿子不会说话，于是他们又请白蝙蝠和狗上天去向天神请教。天神地神说要让小孩说话，就得举行抵挡天上恶神所降灾难的仪式。他们照做了。有一天，三个儿子去蔓菁地玩，突然遇到一匹马到蔓菁地吃蔓菁。三个儿子着急了，大儿子喊了一声：“达尼芋玛早！”次子喊了一声：“软尼阿肯开！”小儿子叫了一句：“满尼左果由！”这三句是三种语言，大儿子说的是藏语，老二说的是纳西语，老三讲的是白语。这三句话都是“马来吃蔓菁了”的意思。后来大儿子成了藏族，老二成了纳西族，小儿子成了白族。东巴经《虎的来历》中，人们向去世的勇武贤能之人求福泽，这些勇武贤能之人的顺序也是按藏、纳、白排列的。《禳垛鬼大仪式?禳垛鬼祭仪概述经》中也有关于崇仁利恩夫妇三个儿子长大后成为藏族、纳西族和白族的叙述。草莓种植大棚
历史上随着民族和谐的不断发展，不同民族的衣食住行都逐渐趋同。在服饰上，过去纳西族男子长领布衣外加羊皮坎肩，妇女穿宽腰大袖、前幅短、后幅及胫的大褂，外加坎肩，腰系百褶围腰，背披羊皮披肩。新中国成立后，男子服饰与汉族基本相同。老年妇女多穿着传统纳西服饰，年轻女性也与汉族相同。在饮食上，纳西族喜欢上藏族的酥油茶，也学会吃白族的酸、辣味食物。共和村瓦窑小组范云娥在访谈中说：“现在纳西族的烹调学习了汉族的做菜花样，形成米、面食品及‘八大碗’、‘五碗四盘’、‘六碗六盘’等花样，而且还分婚事菜谱和丧事菜谱。”在住宅建筑上，纳西族古代居住的是“木楞房”，后来深受汉、白住房格局影响，其建筑改为“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的土木和砖木结构瓦房。在节日方面，纳西族除了过本民族节日三多节、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会等节日外，还过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汉族节日。此外丽江地区纳西族、白族也同彝族一样过火把节。
共和村的纳西人、白族人早已普遍接受汉族式婚礼，在接亲、宴客、回门等婚礼程序中融进了汉式习俗。纳西族的丧葬在清以前实行的是火葬，“改土归流”后，纳西族民众改行土葬，丧葬的礼俗也逐渐汉化，并遵循以头七、二七、三七、四七、百日、一年斋、三年斋为主要内容的汉族守孝习俗。
（四）民族和谐决定了语言和谐
共和村的几个民族在历史上早就具有开放包容的语言文字观，这从东巴文和白文的创制和演变特点就能看到。
东巴文是纳西族先民创制的象形表意文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到汉字、藏文、梵文等文字的影响，体现了纳西族文化的多元性。东巴文献古籍中存在一些藏文音字，这是纳西族与藏族间文化交流、语言接触的产物。藏语音字主要用来表属相，记数字、东巴教专用词读音标注、藏语音读文献标音字、形声字声符等；其类型可分为有标志藏语音字和无标志藏语音字两类；读音基本保留康方言香格里拉藏语土语读音特征，声调按纳西语声调系统拼读。东巴文献中不仅记载了大量关于纳西族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知识，而且还包含白、汉、藏、傈僳等民族的宗教经典及梵文经咒的译作等。
纳西语中有大量的汉、白、藏语等借词，可分为早期借词和晚期借词两类。从这些不同时期的借词中可以窥视纳西族与这些民族交往的历史。如纳西语中的汉语借词“弯刀”[ua33to33]、“牌”[pha31]、“试验”[?????a??]等。丽江汉语方言中存在借用纳西语语尾助词的情况：ge33??31l?33？ge33??31sa??？（是不是），其中ge33??31为云南汉语方言“是不是”，l?33和sa??为纳西语中语尾助词，有加强语气的作用。纳西语中的藏语借词有：“喇嘛”藏语[la?2ma?2，纳西语[la33ma31]，“氆氇”藏语[pu?2?u?2]，纳西语[phv??]等。
白文是借用汉字来记录白语的文字符号，大多由常用的、与白语读音相同的汉字构成。白文作为汉字式文字之一，汉字假借字是白文最主要的书写手段。如用“宽”来表示“狗”（白语读作[khua33]），“杯”来表示“走”（白语读作[pe??]）等。白文的出现，是白族传承白文化、学习汉文化的需要，其在民间使用时间长达一千多年。白文的创制和使用，对白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及与汉族交流具有重要作用。赶集的老人
以上分析说明，历史上丽江地区的纳西、白、汉等民族早已形成了友好的民族关系与和谐的语言关系。历史上的语言和谐一代代地沿袭至今，形成了今日的语言和谐景象。我们深深感到，今日的语言和谐必须追根溯源，将现实和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四、共和村——语言不和谐因素也是客观存在
在看到共和村语言和谐是主流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语言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客观认识并解决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看待语言和谐，并遏制语言不和谐现象的产生。
（一）语言竞争中的语言不和谐
语言竞争是语言发展演变中的客观规律，是多语地区常见的现象，也是语言不和谐因素的反映。共和村共使用纳西语、汉语和白语三种语言，由于语言地位和语言特点的差异，存在语言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语言竞争中，语言地位的差异容易造成语言不和谐。一个地区的强势语言往往会受到重视，人们无论在观念上还是使用中都会对它产生比较偏重的感情；而使用范围小、人口少的语言，就会相对地不受重视。就共和村来说，纳西语使用范围广、人口多，加上丽江东巴文化受到国内外重视，是该地区的强势语言，容易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近年来汉语普通话得到大力推广与普及，加上与汉族接触增多以及传媒工具的弥补作用，其优势地位是自然形成的；而白语在该地区使用范围小、人口少，是弱势语言，其功能容易出现下降，需要特别加以重视。
在语言竞争中，强势语言往往会影响弱势语言的地位。如太平村村民刘文秀，是由新民村委会的下坡子村嫁入的白族，在调查户口时我们发现，刘文秀的第一语言是纳西语，而非白语，且她的纳西语比白语说得更加流利。后经进一步了解得知，她原来所在的下坡子村，其中姓刘的人家都是白族，周围纳西族较多，现在那个村里只有老人说白语，年轻一代都改说纳西语和汉语了。在临近的太平村也有类似的现象，如白族儿童李浩楠和李雨楠兄妹的父亲是汉族，二人都因小时候脱离了太平村这个白语环境而出现了母语转用。两人第一语言皆为汉语，虽能听懂白语，但都不愿意说。现李浩楠已经上初二，通过与伙伴和村里人的长时间接触，又渐渐开始说白语。这种由语言竞争引起的母语转用，在太平村已开始出现并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国家对普通话的普及，加上传媒工具的影响和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汉语的地位逐渐上升，有些时候会影响到民族语的地位。今年刚到昆明上大一的李佳林是太平村的白族，其弟在城里读高三，姐弟俩都会白语、纳西语和汉语三种语言。几年前因父母在城里开出租车，搬到城里居住。李佳林告诉我们，现在父亲与自己和弟弟交流除了用白语，也会使用汉语。
语言竞争带来的后果是两面性的，一是弱势语言逐渐衰退甚至消失；二是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通过调整，形成使用功能上的互补。共和村属于后者，如太平村是共和村唯一的白族村子，由于该地区使用白语的人口少，太平村村民在进行社会交际时必须学会纳西语和汉语，从而取得语言交际需要的平衡。
在共和村，各族村民尊重并乐于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由此将语言竞争带来的失衡进行调整，实现了语言的和谐。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竞争是一种隐性的客观存在，人们往往不能直接觉察到，因而应该引起重视，防患于未然。
（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冲击
近年来，在丽江旅游业的带动下，共和村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精神文化建设之间出现的失衡现象日益突出。
随着丽江旅游业的发展，共和村村民除了在家务农外，逐渐将劳力向外转移。村民们有的开车跑起了运输，有的进城打工，有的自己借助地理位置的优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近几年来，村民的生活水平大有提高，衣食住行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物质条件变得优越是好事，但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保存和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如有的家庭进入了城镇，下一代的母语能力大幅度下降，有的对传统文化逐渐淡漠，还有的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这些问题的产生不容忽视。
追求物质、淡化精神修养的观念进入家庭教育，也影响到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古城区第二中学的洪林老师说，过去孩子辍学是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没有条件上学；现在的小孩辍学不是因为经济原因。我们调查组在学校附近的小超市停留时，也时不时能看到学生出来买东西，他们身着名牌衣服，手里拿着手机，三五成群买一大袋零食回学校。经询问，村里的小孩辍学后，多去城里打工，或是继承父业继续开车。观音峡景区的西关村村民对旅游业的不适当开发同样会影响当地传统文化的保留，甚至造成破坏。为了宣传旅游、吸引游客，丽江发展猎奇文化，而缺少真正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心态。如东巴文是纳西族的文字，用来记录历史、传说等，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传承价值，但现在东巴文成为了吸引游客的工具，更多是为了旅游业服务。由于依靠旅游业支撑，东巴文传承的根基并不牢靠，很多人学习东巴文都带有功利性，认为学习东巴文可以换一个“饭碗”。据当地一位老师介绍，她应邀到一所学校给学生上东巴文课时，学生热情度不高，并不愿意学习东巴文。
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失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留冲击很大，也会深深地影响民族和谐、语言和谐。
通过实地调查和与当地村民的面对面接触，我们深深为共和村这个多语区不同民族的民族和谐、语言和谐所感动。既看到了语言和谐的各种表现，又从现实、历史中挖掘了其根由，还看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的客观存在。这些认识如果不经过实地调查，是难以获得的。从这个个案研究中，我们还体会到语言和谐研究大有可为，其中有大量生动的语言事实和深邃的理论问题值得语言工作者去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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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二五”规划年项目《民族语文活态保护与双语和谐乡村（社区）建设研究》的成果之一，原文刊载于《青海民族研究》年第3期。
戴庆厦（—），男，福建仙游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央民族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教学名师。兼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全国语言文字标准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标准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族语言学会荣誉会长等职。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曾被36所高校聘任为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汉藏语系和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时聘任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和智利（—），纳西族，云南丽江人，博士，研究方向为纳西语及社会语言学。李旭芳（—），白族，云南丽江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生，主要从事藏缅语语言研究。执行主编和志菊责任编辑叶紫图片来源网络投稿邮箱qq.转载请注明：http://www.aoshaliwen.com/zllx/256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