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来治理国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概念。但是很多的历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埋在一个角落，没有人发现。当这些历史被重新挖掘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特别的愉悦感。
在至年代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争论中，米塞斯和卡普兰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批评是国家尺度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行性。米塞斯在他的《社会主义》一书中认为，在国家尺度上进行经济计划，需要获取和处理大量的信息，以至于中央政府不可能做出真正有效的经济计划。后来也有学者（例如Cockshott和Cottrell）认为，计算机技术的运用能够简化经济计算，使集中式的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然而这些讨论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盛和苏东剧变，计划经济似乎已经被盖棺定论，自然无需再谈它的技术可行性。出人意料的，早在半个世纪前的南美洲，已有一个国家尝试实践用信息技术支撑全国的经济计划与管控。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阿连德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以近80%的选票当选智利总统后。他开始对智利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把公有的经济财产私有化。但是阿连德的这个经济改革是反向的，他是对原来私有的智利的一些命脉的经济公有化，尤其是铜矿。原来这些产业被大企业和跨国资本所控制。阿连德上台以后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这些重要的经济命脉重新收归国有。年随后阿连德政府开始收购智利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将它们纳入国家控制。到年底，国家开发公司已经必须负责指导下属多家企业，包括智利20家最大企业中的12家。国有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一个笨重的、智利政府从未见过的怪兽，管理已经成为国有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了有效管理快速增加的国有企业、达成智利特色社会主义目标，阿连德邀请英国控制论学家斯塔福·比尔来到智利，主持建设一套用于经济计划与管控的IT系统。熊节在观学院现场在阿连德的大力支持下，比尔把这个理论模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IT系统。基于一台IBM大型主机和几百台电传打字机。在互联网的鼻祖ARPANET还只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实验性网络的年代，智利已经建起了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尽管其中只有一台真正的计算机。这个用于经济计划与管控的IT系统被命名为“Cybersyn”。在某种意义上，Cybersyn系统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的中央，一个作战室指挥室。其中的设计有很多的细节非常有意思。比如说看指挥室平面图，七个座椅成一个圆形。七个人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决策者，这个数字是比较合适的，既能集思广益得到各方面的思路，同时又避免人数太少造成偏见，同时又避免了人数太多推诿扯皮，无法形成决策。这七个座椅摆成一个完整的圆形，表示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威，整个集体以共同的方式决策。Cybersyn系统的指挥室，与库布里克《太空奥德赛》中的设计风格交相辉映从这种设计风格上，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当你想象70年代，恐怕很难想象到充满了科幻电影感的场景。
在我们今天的信息系统里面很常见的东西，比如说大屏，现在的信息化建设大屏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决策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信息。
你拥有充分的信息以后，才能对一件事情一件复杂的事情，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70年代的这个系统里面，你会看到整个这个控制室里面，有很多的显示屏，显示着智利这个国家的经济数据，给国家领导人提供计划经济的决策的支持。
这样的一个东西摆在面前的时候，会感觉很穿越。70年代就有了这么一套东西，之后在历史当中又沉寂下去，很长的时间没人知道这件事情。在Cybersyn系统的帮助下，新生的社会主义智利政府不仅有效地管理起了国有企业，而且通过即时的信息上传下达成功渡过了年全国性的企业主大罢工。智利不仅在40多年前建成了一个国家尺度的“大数据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曾经切实地发挥过作用。不同于普遍的印象，阿连德并不打算采用苏联式的、中央管控的计划经济手段来管理国有企业。他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他希望在提振工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保持智利的民主传统，尤其是鼓励基层工人参与工厂的政策制订和管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阿连德想要探索一条“智利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位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集权管控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路线。在这种“第三条路线”指导下，Cybersyn系统有一个独特的控制论理论基础：可生存系统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比尔把一个“超复杂系统”分为五级。其中被类比为“感官”的一级系统负责感知和应对外界变化，被类比为“脊髓”和“小脑”的二级与三级系统负责一级系统彼此之间的通信、协调及信息上传下达，被类比为“前脑”和“大脑皮层”的四级与五级系统则负责长期计划与战略方向。智利当时管理国有经济企业的名字，叫国家开发公司。它跟我们现在讲国资委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但是当时他们的这种管理上的技术能力是有欠缺的，所以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有效地经营这些企业。
这是他们当时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们的办法是求助于相关的学者。斯塔福·比尔是英国的一个控制论学者。控制论在英国和美国有非常不同的流派，我们后来知道的主要的控制论的流派，是维纳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的控制论学派，受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它的发展有很长一段的历史，先是在这个武器火控系统里面，后来是兰德公司，把它用于战场的控制。
这种从军方背景发展起来的控制理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讲究精确、目标的清晰、响应的迅速。
想象控制论是一个关于获得信息、采取行动、调整反馈的系统，当这套系统是用在高射炮上面的时候，它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要打那个飞机、要快速地响应、结果也是很明确的，什么时候把它打中了，证明这个理论是有效的。
英国的控制论学派跟美国有很大的区别，很多人来源生物和神经科学。所以他们从一开始，看待的就是另外一类系统，比如说人的神经系统。
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度，和想要达成的目标，跟美国的控制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具体到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问题上，阿连德并不希望用中央集权的控制取代工厂基层的自主。相反，他希望用这个多级信息系统在基层与中央之间建立起信息、计划、战略、愿景的一致，基于这个一致赋能基层更好地自主决策。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但Cybersyn的理念与诞生于年代的“鞍钢宪法”有诸多勾连。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崔之元所说，鞍钢宪法“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方针。拒绝了“领导决定”和“基层决定”、“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二元对立，尝试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稳态平衡。（图源：作者供图）比尔本人也在演讲中说：“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两极分化——前者被戴上‘压迫’的面具，后者则戴上‘自由’的面具——是一个神话。即便稳态平衡点不是总能计算出来，但这个平衡点无疑是存在的。在这个改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就是这种大型的企业收归国有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管理的挑战。
而智利的这个政府，在以前的几十年的经营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建立起一套管理国有经济的有效的体系。
对于任何可生存系统而言，两个极端都是荒谬的。”然而可惜的是，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中心化与去中心化”这个议题被加上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Cybersyn的探索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年10月智利的罢工，是智利的资本家，工厂厂主、卡车拥有者等资本家的罢工。他们说阿连德的经济政策，对资本家阶层不利，所以决定不生产了。
以瘫痪国家经济的方式来推翻阿连德的政权，背后是CIA给他们的指示和支持。
这些厂主把工厂停下来，卡车组把卡车摆起来不运输。工人要让国家经济正常运转，就发生了很多起工人打破工厂大门占领工厂，恢复生产的事件。
年9月11日，在CIA的直接支持下，皮诺切特的政变武装杀害了民选总统阿连德，篡夺了政权。皮诺切特的军队已经打到总统府的门口，阿连德手持AK47战死在这个总统府。
所以这告诉我们，美国的混合战可以严酷到什么程度：一个高票当选的民选总统，最后不得不自己端着枪战死在总统府。
Cybersyn系统也随着其他智利特色社会主义尝试一起，被埋入了历史的故纸堆。
时隔几十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Cybersyn及其背后的可生存系统模型。我们会发现这个模型与当今数字化建设所强调的“云+网+端”三位一体的架构不谋而合：智能客户端采集基础数据和指导行动，互联网汇总和传输数据，云上的分析计算逻辑作出全局判断。这令我们不禁好奇，如果阿连德的社会主义政权没有被美国暴力推翻，随着计算能力的快速提升，像Cybersyn这样的系统是否真的能够进化到在一个国家的尺度上有效统管全局的水平？可惜智利没能给世界一个答案。但历史却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答案。年，在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的IT行业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工具：健康码。这个小小的转载请注明：http://www.aoshaliwen.com/zlqz/26000.html
